瞿秋白就义67年了。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领袖人物呢?这只能让有关他的史实来回答。大褒大贬专案起“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的孙克悠负责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瞿秋白复查组的工作。

　　孙克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读过《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瞿秋白的遗著，对烈士的才华和业绩非常崇敬，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所以，他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地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有口皆碑证清白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他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专案组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专案组还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了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专案组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

　　在此期间，专案组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仅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瞿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切，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瞿秋白拟经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