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唐路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也已年逾九二，与我当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现仅存一二矣。在严酷的战争年代，曾有个13岁的孩子，从上海来到我们新四军军部，跟我们这些成年人一起抗日，从事军部的秘密交通情报工作，走风雨险途，入虎穴狼窝，经历无数次的危险与艰辛。今天，我应该把这段历史残缺的一页留给世人，让大家记住抗战中中国军人的机智和无畏。

    第一次任务：为军部“放哨”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转移，但我们华中抗日根据地仍处在严重的困难局面。日军加紧扫荡、蚕食和清乡，斗争十分艰苦。新四军军部已经从盐城转移到淮海盱眙县不久。当时我在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二科，即情报侦查科担任副科长，驻地在顾家村。

    11月的一天，我们参谋部二科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从上海带来两个孩子，说是受老乡托付，带到我们根据地来上学的。那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了上海，老百姓生活日益艰难，所以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

    其中一个孩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叫唐路，13岁的年纪，看上去高约有1.5米，眉清目秀，颇通事理。我听说他进过私塾，上过小学，父亲是厨师，原先的家在上海闸北区，因为毗邻日租界，在第一次淞沪战争中，房屋毁于日军的炮火。我和科长商议后，就把他留了下来。

    我们让他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劳动，还一起听报告。他逐步接受了革命队伍熏陶，开始了解人民军队的宗旨，懂得抗战爱国的道理。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个孩子很机灵，爱学习，一有空就找书读，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有一次，他在专注地看书，我便上前鼓励他说：“好好学习，准备将来干大事，担重任。”

    这可不是口头说说的。3个月后，我们把他安排到军部的外围前哨扬州情报站去实习。并嘱咐站长亲自指导，加强对他的培养。

    那时候，我军在淮南又开辟了一个抗日根据地。北靠洪泽湖，南傍长江，西有津浦铁路，东为运河。我们二科当时由参谋长直接领导，首要任务是保卫中枢的安全，为军部“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此，我们在扬州、来安、六合、滁县等四个方向，都布置建立了情报站。唐路所在的就是扬州站。起初，站里领导并没有急于给他安排什么重要任务，而是叫他去敌军中枢地南京跑一趟，为降落在我根据地的美军轰炸机飞行员买皮衣皮裤。唐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后，领导才开始让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城出关，担当闯哨的交通情报员任务。

    情报站在扬州有4条重要的交通线：镇扬公路、扬泰公路、扬六公路和运河。这4条交通线上都设有监视哨，负责监控，收集敌人的调运动向情况。唐路经常跑几个重要的联络点，如城中的郑医生和他的夫人王文筠，运河上的许家及其父亲，以及自卫团团长王鸿儒、税务所所长等。后来郑医生打入了敌军军医处，取得了少校军医身份，又增添了不少情报来源。那些秘密写好的情报资料，被唐路藏在自己的腰带、鞋底等处。每次，他都需要穿过敌人的检查把情报带回来，再通过电台发给新四军军部。在实际工作中，小鬼经受了磨炼，逐步成长。

    亲密的军民关系，也保护着经常需要转移的情报站。为此，唐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关爱，有两位老大娘还认他作了干儿子。在扬州的一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交给他的任务，受到站长、参谋和电台台长的一致赞扬。而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他。

    “老驴识途”真的应验了

    1944年11月，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参谋长授命我去上海执行一项特殊但崇高的使命——为盟军登陆反攻选点作准备。唐路也被选入随行的工作班子。

    在上海，我们附属地下市委领导，淞沪支队则配合我们在上海周边沿海地区勘察地形，进行敌情调查。唐路也和我一起，去青浦观音堂淞沪支队的据点活动。

    唐路的家，在上海闸北区临近火车站的浙江北路252号二楼。他的二哥在火车站供职，专门运送行李，俗称“红帽子”，他也成为了我们二科的一名成员。唐家自然变成我们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和物资人员转运站。一条由上海经镇江直至扬州的情报站交通线悄悄建了起来。情报传递、人员往返，以及医药、军火等物资的转运，落在了唐家兄弟身上。唐路成为这条线上的核心成员和关键一环。

    有一次，一份紧要情报需要急送军部，并且直接交到首长手中。唐路立刻动身。当他赶到扬州时，天色已黑，伸手不见五指，这还怎么赶路呢？这时，情报站侦察班的一名队员专门找了一位老乡。老乡经常赶着毛驴去淮南拉货。据说，老驴识途。于是唐路连忙找来这位老乡，骑着老驴赶路。唐路一边前行，一边瞌睡。他实在太累太困了，为了以防和老驴“走失”，他把毛驴尾巴和自己捆绑在一起赶路。凌晨，到达军部时，唐路还未醒来。他只感到有人在拍打自己的脸：“醒醒，小鬼！”“小鬼，醒醒！”唐路睁眼一看，居然是参谋处处长，目的地已经到了，终于不负使命。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这时，上海地下市委领导来到唐家，布置准备武装起义的事项，配合粟裕的部队解放上海。然而后来形势有变，此项任务停止执行。不过沪宁路的秘密交通线更加忙碌起来。

    机灵的“擦鞋童”

    当时，有多批军火，包括轻重机枪、美日制手枪等，被送交到唐家，打包伪装成普通行李，然后装上火车，再转运往根据地。

    唐路先行去了镇江，通知在此接应的人，以及已经打入伪保安队队伍的二科参谋费纶。没想到，去保安队见费纶时，门口的岗哨不让他进。唐路便谎称说，自己是来擦皮鞋的小伙计。岗哨看他年纪小，确实像，就放他进门。进门后，唐路一边伪装擦鞋，一边悄声告知费纶军火到来的日期和班次。

    之后，费伦连忙通知部队到车站，军火被顺利运往码头，由专人负责运送过江，再由扬州站送往淮南根据地。

    还有一些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需要撤退。比如提供轰炸吴淞目标的吴淞情报站黄某，她家住在外马路101号，对门就是日军驻吴淞宪兵队，还有陈达、市中心浙江中路源康五金店秘密点干部陈闻天、黄中行等，以及根据地参军参干的热血青年，此人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还有张宇、窦毅等。也有一些被策反成为我方的人员，比如当时的伪税务总署署长、湖北财政厅厅长等。此外，还有一些反战的日本人士，如经常在南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日本文人，他被护送到军部后，立即以个人名义向驻扬州的日军司令，写了陈词痛切的劝降书。

    最惊险的一次，是护送8名日本军火制造工人前往军部。他们是由日本共产党介绍，前来帮助我军军工生产的。乘坐火车的护送途中，突然有一批日本宪兵冒出来，要求上列车一一检查，而唐路身上当时并没有有效证件，难以应付过关。恰好这时，有一位要回淮南的参谋部二科干部也在车上，他有证件，唐路当即拜托他把这批日本人带到镇江车站，让大家在车站对面的茶馆等候自己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