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和社会活动家。1895年，他出生在辽宁海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毕业于东三省当时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阎宝航从青年时期就把个人的追求抱负与民族命运、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铸就了强烈的爱国兴邦的坚定信念。师范学校毕业后，即白手起家，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努力使无钱读书的儿童接受教育，为社会、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其间，阎宝航结识张学良将军，遂成为一生的挚友。1918年底，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并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奉天暑期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活动，阎宝航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开展建党活动。

    自阎宝航出生起，其家乡就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甲午战争中，海城一带是辽东半岛主战场之一。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灾区。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加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从这时起，聪慧、颖悟、追求光明的阎宝航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抗日救国而展开的。他为抗日救亡、收复东北奔忙操劳，呕心沥血。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阎宝航和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有力声援东北当局的外交谈判。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众，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阎宝航还和他人组织民众焚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被人称为“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因被日本当局悬赏追缉，秘密转移到北平。面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同年9月27日，他和高崇民等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当选为常委，组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积极开展反日爱国运动。他发动群众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他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吁，为东北义勇军募集钱款衣物。他与共产党人张希尧等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自任班主任，培训抗日干部，并选派毕业学员赴东北工作。1932年，阎宝航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写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书，全面介绍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是“受创过钜，愤起自卫”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阎宝航为之作序，指出：“我义勇军将士，惟当自益自淬励，努力杀贼，以报炎黄祖宗耳。”1933年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南京政府取缔后，阎宝航和他的战友们又秘密成立抗日组织复东会，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阎宝航被推为理事长。他和张希尧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复东会也遭解散。为了组织一个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各方代表参加的更为广泛的、关内统一的抗日团体，阎宝航和高崇民等共同主持筹备，于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被推举为五位常委之一，刘澜波任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阎宝航等把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组织起来，造成大的声势，努力促蒋抗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作为张学良的朋友和幕僚，阎宝航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多次向张学良陈述抗日救亡、收复东北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东北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1月14日，阎宝航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了6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他4次前往奉化，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在此前后，阎宝航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地区做了大量稳定东北军、政、商、学各界人士情绪的工作。阎宝航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事变后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阎宝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发挥了非凡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贡献。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宝航活跃在武汉、南京和重庆的政治舞台。在南京，他任宋美龄主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在武汉会战期间，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后来，他又任重庆市第一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济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阎宝航在这些岗位上，竭尽全力，关心人民疾苦，从事民众福利工作，积极募捐救助伤兵。1941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重庆期间，为抢救遇难民众，阎宝航接连几个昼夜奔波忙碌。

    阎宝航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始终不渝地为收复东北事业尽心尽力。作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身体力行毛泽东关于“把抗战进行到底，打到鸭绿江边”的指示，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大力宣传抗战到底，号召东北同乡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打回老家去。他从做好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入手，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接济东北籍中下层人士，救助大批东北难胞。1939年，阎宝航将在重庆的不同党派的50余人召集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1942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缔后，阎宝航千方百计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总会刊物《反攻》出版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阎宝航根据党的指示，利用东北救亡总会的合法名义进行募捐。他从基督教教友上海海关总监督丁贵堂处一次就募到1万元捐款，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将大部分经费交给中共代表团，缓解了代表团及其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活动经费短绌的困难。

    阎宝航有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经历，注意同政界、商界、文化界和抗日民众团体各方面人士联络，广交朋友，取得了明显成效。他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团结和影响国民党人士，把许多民主人士争取到党的周围。阎宝航还积极掩护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他的家是中共地下党和东北救亡总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周恩来经常在阎家二楼小客厅或顶楼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都在此召集过重要会议。这里还是中共代表团同东北人士会面的联络点。阎宝航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和救助过许多抗日人士，尽管生活艰苦，他总是尽可能地接济和帮助别人，甚至他的家也成为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他们寄居在阎宝航家里，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慰藉。1937年，共产党员陈同生出狱后，被周恩来安排到阎家养伤，两个月后痊愈，重新投入新的战斗。正因为如此，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阎宝航的家一直被赞誉为“阎家老店”。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阎宝航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法西斯战争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迫于德、日法西斯双向夹击的严重威胁，苏联方面急于了解日军动向，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认为阎宝航最适合做这方面工作。阎宝航擅交朋友，博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他因此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国民党党、政、军、情等系统的要员之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找阎宝航谈话，布置任务，并组织了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小组。阎宝航深知，这是一份高度危险的工作。他后来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经常当面斥责，小特务随时盯梢，甚至有特务装成东北难民在其家中卧底的险恶工作环境中，阎宝航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斗智斗勇，排除险情，出色完成了党组织的重托。

    1941年5月，阎宝航应邀参加一次有德国驻华使馆武官参加的宴会，他先是从于右任口中得知德国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又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得到确认后即借故提前退出宴会，想方设法向周恩来汇报。这份情报在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前，通过中共中央及时地通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由于中共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取时间，提早进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等方面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采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曾评价说：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提供的准确情报表示感谢。

    同年，国民党军统破译中心从日军频繁往来的无线电信号中，破译出日军通讯密码，获悉日军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调兵遣将。11月下旬，阎宝航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即向周恩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汇报。这一情报表明日本已决定向美国宣战，因此使苏联得以从远东地区抽调重兵去加强西部战线，抗击德国军队的进攻。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