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写完遗嘱后，邓颖超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她还多次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

    邓颖超去世后，她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在全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诗人臧克家发表《遗言动人心》的短文:“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它，是一座丰碑，鼓舞人向高处攀登;它，是一面镜子，让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剂，使尘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则万金难买可以传之后代的箴言。”

    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到，她没有个人财产，在她最后病逝的时候，坚持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补的旧西服，用的是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她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向中央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不留骨灰，房舍交公，不给亲属任何特殊的照顾。“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是对邓颖超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