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军父亲叫韩培范，今年97岁，1935年11月在四川天全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随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生最引以为豪的除一大堆军功章外，就是身上17处刀伤、枪伤。他虽然年纪大了，但耳聪目明，性情开朗，每天坚持收听、收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多次献爱心，主动缴纳“特殊党费”。他经常给我讲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给我许多鼓励，教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点点滴滴，让我刻骨铭心！

　　父亲常说：“许世友让我跟着队伍走，这条路是走对了，要不我活不到今天。”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率部南下雅安地区，随即攻占天全县城。红军到达前，当地农民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青壮年分别躲进深山老林，把一些粮食、布匹、盐巴也藏到了岩洞里。一天深夜，父亲偷偷潜回家中，见家里平安无事，又听奶奶说红军好，红军不仅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东西，红军医生还给奶奶治病。父亲半信半疑等到了天亮，第二天看到红军走村串户口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红军到地约法十章》、书写石刻标语、宣传“红军是帮助穷人找吃找穿的军队”，教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动员乡亲返家。父亲见到红军的言行和奶奶说的一样，就不上山躲藏了。有一天，两个红军战士来到家里把父亲带走了，父亲随他们来到指挥部，见到了一个红军首长，红军首长询问了父亲的一些情况，要求父亲带领红军宣传队寻找躲藏的乡亲，也找到了当地土豪、地主在逃走之前藏在岩洞里的粮食、布匹、腊肉。此后父亲常为红军做一些捎信、带路的事。红军撤离天全县的前几天，那位红军首长对父亲说：“你多找几个人，跟着队伍一起走。”后来才知道，那个红军首长就是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父亲回忆说：“许军长让我多找几个人，跟着队伍一起走，我就去找了十多个人，跟着红军队伍走了，连家里人也没有告诉一声，只捎了个口信给奶奶，说是跟红军队伍走了。”父亲入伍后，分配在红四军直属迫击炮连当班长。1936年2月，红军撤离天全县开始长征，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休整，许世友提升父亲为排长。长征结束后，在甘肃会宁提升为连长，随后，随部队整编为129师，经历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1950年，在湖南溆浦军分区任中队长时，在剿匪中身负重伤。当父亲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常说：“许世友让我跟着队伍走，这条路走对了，如果不跟着队伍走，我也活不到今天。”

　　2011年7月，四川省委组织部领导巡视工作途经天全县，在当地官员陪同下看望父亲，一官员问父亲：“听说你还有一个儿子在部队？什么官职？”父亲淡淡地说：“啥官职都不重要，只要在部队能为国家做点事就好，我就开心！”父亲一生挚爱部队，喜欢军装。我每次休假探望父亲，在公交车上着军装不方便，条令也有非因公外出不准着军装的要求，但我总是把军装放在行李箱里，快到家门口就换上，让父亲第一眼就看到我穿军装的样子。我也十分爱惜我这身军装，因为我这身军装是父亲的骄傲，是父亲的精神寄托。而父亲，则是我军旅途中不竭的动力和力量源泉。父亲自幼家贫，未念过书，他现在用的名字是在部队上时首长给取的。“文革”期间又受到不公正待遇，自愿辞官返乡。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铸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他对官场名利看得十分淡泊，但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十分坚定。记得我谈恋爱时，第一次把军人女朋友带回家，父亲上下打量了一番，第一句话便问：“是不是党员？”当时女朋友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正式入党。女朋友说：“已经交申请书了，正在接受党组织的考察。”后来女朋友成了我现在的妻子，正式入党后还向父亲汇报了一次。父亲说：“入了党才好，我们家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了。”去年我儿子参加高考，父亲希望他能报考军校。儿子自幼在军营长大，不太喜欢从军，为实现父亲决心，我动员了几位首长给儿子做工作，儿子也就同意报考了军校。父亲看他的孙子也穿军装了，也入党了，脸上更是写满了笑容。我远在西藏高原工作，不能在父亲身边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父亲从无怨言，总是对我说：“不要惦记我，要听组织的话，把部队的工作干好。”

　　前些年我在驻渝某师机关工作期间，多次请父亲到部队看看，因为从部队历史沿革考证，这就是父亲跟着爬雪山、过草地的一支队伍。我想通过军史馆的一些资料、照片唤起他年轻时那段激情豪迈的回忆，让他高兴，他总推辞说：“年龄大了不方便，不给部队添麻烦。”有一天，值班参谋让我去车站，说是去接父亲，我半信半疑驱车前往，见父亲独自一个人在车站徘徊，我顿生疑念：父亲怎么千里迢迢独自一人来部队呢？后经再三询问，父亲满脸惭愧地说：“我是开小差过来的。”原来，当地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旅游至重庆歌乐山，父亲趁上厕所之机离开了旅行团。旅行团走丢了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军老干部，工作人员的着急心情可想而知。我立即与当地老干局联系，告知父亲的情况。我对父亲说：“你说过当逃兵是很可耻的，为什么这次当了逃兵呢？”父亲只是笑了笑：“我就是想来看看老部队，又不愿给组织添麻烦。”1984年我军校毕业后，随部队参加边境侦察作战，任昆明军区某侦察大队排长，也在枪林弹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那时候，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不能当逃兵，不能开小差！”一年作战结束后，当我把二等功军功章和“老山前线优秀共产党员”证书送给父亲时，父亲说：“你小子有出息了！把军事本领练好，有机会再上战场，军人就是要时刻准备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