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是我军在不同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史。“八一”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开国将军的后代和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听他们讲述了老将军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他们走过的战争历程。

　　红军时期——

　　杨得志：“红军是靠党的领导，靠共产主义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人物介绍：杨得志，1928年1月加入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加入共产党，是我父亲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新飞跃。”原总参谋长杨得志的女儿杨华荣说。

　　曾任总参管理局副局长的杨华荣，向记者回忆杨得志生前曾这样谈起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共产党是“好人”，是我对党的最初印象，待到自己参加了红军，特别是上了井冈山，才慢慢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不容易的。

　　参加红军前，我们邻村有两个人被国民党抓去了。临到砍头的时候这两个人硬是不弯腰，不下跪，直挺挺地站着。后来，人们说他俩是共产党。

　　井冈山的生活极其艰苦，有的同志却把衣物、食品让给别人。对这样的同志，人们总是以肯定的语调、钦佩的心情说：“他是共产党员！”

　　打土豪时，得来的东西，有人装进自己的腰包，挥霍了。人们又议论了：贪财的，不是共产党；无私的，准是好党员！

　　井冈山时期战斗很频繁，看到那些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他人的同志，大家都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

　　我最初就是这样接触党、认识党、向往党的。

　　1928年10月的一天是杨得志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无产者成长为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杨得志一生都忘不了井冈山黄坳的那座小庙，他曾对子女这样回顾当年的情景：

　　入党宣誓会是傍晚在黄坳那个小庙里举行的。没有桌子，没有凳子，只在墙上挂了一面很小的党旗。站在党旗下，由党代表颜有光同志带领我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读一句，我读一句，连续读了三遍。然后，颜有光同志和我握手，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的家庭是赤贫，组织上决定我入党后没有候补期。

　　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渐渐地淡忘，但杨得志却对入党的情景永生难忘。建党60周年时，他在一篇《信念的力量》的短文中写道：“红军是靠党的领导，靠共产主义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我父亲正是靠这个信念，为创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杨华荣说，“入党后，父亲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向着黑暗的社会更加勇猛地冲杀。”

　　44年后，杨得志重返井冈山，专程去了黄坳，但那座小庙已经不在了。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颜有光，在井冈山斗争中，英勇牺牲。

　　“我父亲一生都在战火中奔跑，在弹雨中穿行。征程上是血、足迹上是血、身上是血，身旁也是血。这鲜红的血迹中，有亲人的血、有同乡的血、有战友的血，也有将军自己的血。”杨华荣告诉记者，说起这些带血的往事，将军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曾深情回忆起那些对他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流血者：

　　和我一起投奔红军的25人，在井冈山时期就剩下我一人了。我时常想到颜有光和老梁同志，是他们把我介绍到党内来。但我却说不清他们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我想到井冈山时带我的两位班长：一位领我第一次打土豪；一位为我夺取第一支“汉阳造”，他们自己却壮烈牺牲了。我也想到了牺牲在“八月失败”中的哥哥杨海堂，教我打炮的张教员，死在我怀里的老“金”团长，并肩战斗的红一团政委黎林同志井冈山，赣南闽西，长征路上多少优秀的同志离开了我们啊！他们如果活到今天，有的将是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有的将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员。

　　正是这些先行的流血者，激励着将军成长、奋斗、前赴后继。

　　红军时期，杨得志参加了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他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涉金沙、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鏖战直罗镇，历尽艰辛，凭着坚定的信念，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我父亲参加红军前是铁匠，60余年我父亲在共产党的培养下，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逐步成长，终于完成了从铁匠到总长的辉煌转变。”杨华荣说。

　　粟裕在人民解放军享有“常胜将军”之誉，先后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全歼74师、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

　　跟随粟裕大将20多年的老秘书鞠开，这一次为记者讲述了粟裕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党的领导下，屡立奇功，尤其韦岗伏击战、奇袭官徒门和车桥战役是粟裕最具代表性的胜仗。”

　　鞠开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粟裕先后担任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师长、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将党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的战术原则运用得炉火纯青，亲自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奇仗、险仗、大仗和恶仗。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仗”。

　　——埋下伏兵打韦岗。“韦岗是新四军抗日第一仗，当时粟裕担任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他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采用的是伏击战法。”鞠开说。

　　韦岗伏击战仅半个小时，就击毙日军十余名，击伤数十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粟裕命令伏击队迅速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焚烧汽车后，快速撤离。

　　很快日军从镇江方向派出17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在一辆坦克和3架飞机的配合、掩护下，前来报复，但粟裕带领伏击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幕奇袭官徒门。“官徒门战斗是粟裕在抗战中指挥的一个经典战斗，这次战斗的最大特点是‘奇袭’二字，整个战斗仅用了8分钟，俘敌57名，还打死打伤大量伪军，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新四军仅有两名轻伤。战后，粟裕的战斗总结文章刊登在《新华日报》上。”鞠开介绍说。

　　官徒门战斗后，粟裕新的战斗原则又问世了：“敌人兵多、装备好，新四军人少、武器装备差，不能硬拼。我们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不贪多，哪怕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获一支枪都是好的。只要天天有胜利。”

　　关于对付日军的战法，粟裕说：“要打夜战、近战、白刃战、伏击战、袭击战，这是由我们的武器装备等条件决定的。日本的武器精良，我们拼不过。只有近战、夜战、白刃战，才能避开敌人之长，发挥我军之长。打他措手不及，使之处于被动。”

　　关于打击对象和目标的选择，粟裕说：“新四军专打弱敌，或打敌人弱点，打的是运动中的敌人，一般不打驻守之敌。打的快，撤的也要快。”

　　——掏心战术打车桥。“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消灭日、伪军960余人，其中日军460余人，生俘日军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摧毁碉堡50余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日、伪军据点20处。粟裕在车桥战役中采用的是掏心战术。”鞠开介绍说。

　　车桥战役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胜利，粟裕作为抗战名将闻名遐迩。

　　采访结束时，鞠开归纳说，粟裕将军在战争年代之所以打出许多硬仗、恶仗、险仗、胜仗，而且仗越打越大，越打越神，除了粟裕将军的个人素质外，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粟裕仅是一名连级干部，他是党培养出来的一代名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粟裕的指挥艺术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革命战争的史册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一位共产党校长的话，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杨勇将军的儿子、重庆警备区原司令员杨冀平告诉本刊记者。

　　那是70多年前，在湖南省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中共地下党员、校长陈世乔在给学生们讲解“勇”字的含义：“‘勇’字是形容士兵的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儿男的阳刚之气”这次讲课，给一名叫杨世峻的学生巨大触动，为了激励自己也成为一名为国为民的勇士，他改名“杨勇”。后来，陈校长被国民党杀害，他不知道他讲的“勇”字会贯穿杨世峻的一生，也无法知道他的这位学生，后来会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大名鼎鼎的战将。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勇”字精神的是将军在党的领导下，拼死沙场，在身上留下的5处伤疤。杨冀平给记者介绍了将军这些伤疤的部位和来历：

　　头顶，子弹伤；右大腿部，炮弹伤；腮部，子弹贯通伤；左臂肘部，子弹伤；左肩，子弹贯通伤。“父亲每一次负伤，都有一场恶仗；每一处伤疤，都有一段传奇。”

　　从长征途中的湘江、土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战史上算是有名的恶仗、硬仗、“生死仗”。“父亲仗仗出生入死，仗仗血溅沙场，用枪疤为后人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军魂。”杨冀平说。

　　杨冀平专门为记者介绍了杨勇将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例。

　　1945年12月，担任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的杨勇，采取“分片包干，各个击破”的战法，率部连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奖；1946年10月，杨勇率7纵在张凤集，采取“先打外围，再猛虎掏心”的战法，歼国民党11师3000余人；1947年7月，杨勇率部采取“收其外围，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战法，再次攻克郓城，歼国民党55师师部及29、74两个整旅2000余人，俘副师长理亚明以下8500余人，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指出中原野战军一纵“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党中央也为此发了贺电；1947年10月，杨勇指挥一纵在“高山铺战役”中，成功地组织了伏击战，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敌57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在我军创下“以最少损失，获最大战果”的成功战例，刘、邓首长给一纵立大功一次；1949年12月，杨勇统一指挥五兵团和三兵团五个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发起了“成都战役”，在强大的攻势下，敌7、15、16、18、20兵团先后起义，5兵团被全歼，俘敌5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

　　从中央苏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杨勇率部打出冀鲁豫，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会战淮海，突破长江，进军西南，仗越打越大，兵越用越活，从初级指挥员成长为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我军高级将领，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独特战斗风格。他指挥过的许多成功战例，都载入军事教科书，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父亲生前对我们子女说，‘我当初是个学生，不会打仗，是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战争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党的培养我将一事无成’。”杨冀平告诉本刊记者。

　　“我父亲1929年参加红军，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役、战斗，打了一辈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与世界头号强国交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它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硬骨头！”北京军区某装甲师原师长袁东伟向本刊记者谈起了他父亲袁升平的经历。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父亲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委。40军是首批入朝部队，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而闻名。40军先后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参加较大的战斗382次，先后以劣势装备歼灭多国部队4.3万人，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才班师回国。

　　1950年10月19日，40军当时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部队的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炮兵多了一些。后来叫做“炒面加步枪”，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取代了“三八枪”，与“联合国军”的装备仍有着天壤之别，但志愿军仍无所畏惧。

　　10月25日，父亲率领的40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第1师一部和第6师1个加强营遭遇，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奋勇杀敌，当20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3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着“为了祖国守住阵地”的口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父亲说他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个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英雄。40军打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后来，10月25日这一天，被党中央和毛主席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