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与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她们的故事格外感人，革命精神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王新兰：九岁即成女红军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1933年，在姐姐的鼓励下，年仅9岁的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了红军。她3次翻雪山过草地，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在宣传队工作的她身披线毯、腰别横笛、手拄木棍。只要有机会，她就在风口、在路边，为红军将士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她用稚嫩的双脚伴随着胜利的歌声一直走到了陕北。

　　王泉媛：九死一生女团长

　　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曾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淫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到68岁。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有人用9个数字概括王泉媛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曾玉：“狠心”弃子踏征程

　　长征开始时，由于怀有身孕，曾玉没在转移名单中。但当得知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她竟不顾一切地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部队过老山界时，她的女儿降生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曾玉只得狠心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则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在那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生下的孩子用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几块银元，放在出生的地方，是长征途中最让人心碎的场景之一。

　　杨厚珍：三寸金莲行万里

　　时任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的杨厚珍四五岁时便被裹了小脚，但考虑到她是红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被特批随部队转移。长征中，杨厚珍在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迈着那双血痕斑斑的小脚，和同志们一道滚爬跌打，备尝艰辛。同志们见她走路实在困难，都劝她坐坐担架，但是她坚决不同意。她表示：“哪怕是爬，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就这样，一双“解放脚”（缠过足的“三寸金莲”被放开后称为“解放脚”）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

　　邓六金：剃头只因虱子多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红军战士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奇痒难耐。有的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但又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女红军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为大家理发。行军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戴在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面对虱子成群的现象，彭德怀也风趣地说过：“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