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向电力工业部的刘澜波和国家建委的孙志远询问该怎样汇报。刘、孙二人均回答说，毛泽东问得非常详细。为此，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当时在座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康世恩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次汇报“在我脑子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发展战略，都是毛主席关心的内容。毛主席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听汇报是一种间接的调查研究。日常工作中，上级领导经常要通过听汇报来了解基层情况。怎样听汇报，也是衡量领导干部领导方法和思想水平的一个标尺。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明确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与“念稿子”相比，口头汇报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书面汇报常常经过多道修改、加工，容易穿靴戴帽讲套话，而口头汇报则可以保持原汁原味；二是可以防止虚与委蛇。要求口头汇报，汇报人不需要作形式主义的准备，根据平时的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体会，就能讲得具体、鲜活，讲出自己的见解和思考。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徐州，刚下火车，就提出听汇报。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毛泽东这种谈话风格和工作作风，很多领导干部都深有体会。20世纪50年代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金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汇报的方式很特殊，说不准会问什么。我头一次见主席，准备好的内容一条也没用上，主席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湖南有几个县’。”这种谈话风格也确实让有些干部“临阵卡壳”，乱了阵脚。1953年毛泽东来到华中钢铁公司视察，问公司党委书记高芸生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伤亡事故有多少？”高芸生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让安全科长来作简要汇报。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是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是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往往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实际上是让自己已有的思考、认识、经验同汇报人的汇报进行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的过程，从而对原有的思考、认识、经验或确认、或修正、或更新、或深化，进而为研究和决策问题提供参考。

　　从这个角度说，听汇报不仅是对下级干部的一种观察和检验，也是上级干部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一种具体展现。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从1955年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搞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也想听听地方干部的意见。这天下午3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