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马里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6次会谈，为周恩来非洲十国之行中中非领导人会谈次数之最。在前三次会谈中，凯塔表示马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帝反殖，奉行不结盟政策；周恩来则对马里的进步表示钦佩。在后三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对外政策，他强调指出，就中国的经验来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并提出过渡时期的八项任务：一、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二、肃清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三、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四、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五、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争取经济独立，政权要掌握在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手里；六、加强国防力量；第七项和第八项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凯塔等马里领导人对周恩来的讲话听得非常仔细，表示要加以研究。事后凯塔向部长们说：“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坦率地同我们谈社会主义问题，是我接触过的政府首脑中唯一的一位。”

　　周恩来还同凯塔总统深入交谈了关于我国援外的八项原则，指出我国援外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不是造成依赖经济。凯塔完全赞同中方观点。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最后正式写进了中马两国联合公报。这八项原则以及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成为尔后“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先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赞同和发扬。

　　与尼雷尔、卡翁达共同心系坦赞铁路建设

　　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最大项目。该工程建设十分艰难，仅修筑桥梁就达320座，总共完成石土方量达8800多万立方米，如筑成长高宽各一立方米的长堤，可绕地球赤道两周多。中国先后派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其中65名人员为此工程献出了生命），坦赞两国参加的工程技术人员有10多万人。坦赞铁路凝聚着中、坦、赞三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人们热情地赞颂它为“友谊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周恩来对修建坦赞铁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并满腔热情地支持，为此他与坦赞两国总统尼雷尔和卡翁达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坦赞两国为修坦赞铁路曾向西方大国、世界银行及苏联提出过要求，但都没有结果。1965年2月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之前，我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向国内报告，尼雷尔此次访华有可能试探我援建坦赞铁路的可能性，并建议如国内财力许可，最好能援建。周恩来接报后，即约陈毅副总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铁道部长吕正操等共同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坦赞两国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精神极为可贵。尼雷尔总统亲来求援，应该满足其要求。关于资金问题，周恩来提出一次拿出当然困难，可在修建中逐步拨出。随后，他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写下批语：“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指示。”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很快请周恩来来商量，并表示同意。尼雷尔访华时，在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感召下，终于在同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试探性地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设想。他委婉地说：“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同意帮助修建坦赞铁路，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刘、周两人当即表示同意修建坦赞铁路。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尼雷尔总统时明确地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说，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尼雷尔听后深为感动。

　　当西方国家获悉中国愿意援建坦赞铁路后，便猛烈地攻击中国，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同时他们还做出了要援建的姿态。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尼雷尔坦诚地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他深知中国并不富裕，还要援助许多国家，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一个沉重负担。因此，他拟同卡翁达总统一道，在即将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再做一番努力，迫使英联邦成员国援建坦赞铁路。而周恩来也真诚地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观其成；如果它们提出苛刻条件，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援建条件同它们斗争；如果它们只喊不修，中国照修；如果它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为配合尼雷尔总统的斗争，中国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桑考察。周恩来一席肺腑之言，使尼雷尔总统更加钦佩中国对外援助的诚意和周恩来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磊落胸襟。最终英联邦会议对坦赞铁路的承建未达成协议，这使尼雷尔又一次认清了西方的意图。当时，卡翁达对中国还缺乏了解，仍寄希望于非洲发展银行和英、法、日私人公司承建，但最终也落空了。后经尼雷尔推动，卡翁达派副总统卡曼加于1966年10月访华。周恩来豁达大度地向对方表示：中国对坦、赞两国一视同仁，赞境铁路如果西方能帮助修，希望处理好两国铁路衔接问题；如果他们不愿帮助，中国将按坦境路段的条件给予援助。赞比亚朋友听后十分感动。于是，卡翁达于1967年6月下旬亲自访华，正式提出援建请求。他对中国高规格的接待和慷慨答应承建赞境内铁路，感到十分兴奋，回国途经坦桑尼亚时，一再向尼雷尔夸赞中国的友好。

　　为援建好坦赞铁路，周恩来指示和督促国务院有关15个部门和相关地区，都要把各自承担的援建任务列为优先确保项目，强调全国一盘棋，保证资金和设备物资的及时供应。他指示铁道部选派得力干部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办理援建的组织和归口管理工作。关于铁路的施工部署，他经周密思考后提出由东向西，先坦后赞，充分利用坦赞铁路自身能力运送国内提供的大批物资，以减少费用。在施工安排上，他要求尽量提高机械化程度，大大减少出国人员；所需施工机械基本上由本国生产，我国内一时无法生产的，可向国外采购。

　　周恩来非常尊重坦赞两方提出的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遇到分歧意见，他也能以过人的智慧妥善加以解决。一次，坦赞双方在机车装置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坦主张铁路采用空气制动，赞坚持采用真空制动。空气制动比真空制动先进，国际上广泛采用，但赞方存有顾虑，担心国际关系变化无常，将来两国人事变化，赞将受制于坦，故一再坚持采用真空制动装置。双方各执一端，我铁道部负责人只好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周恩来表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赞方立场应该理解，要设法搞一个彼此结合的特殊装置，在坦境内用空气式的，到赞境内换成真空式的。然而当时国际上尚无这种装置。周恩来说，国际上没有的东西，我们也可能创造，他指示铁道部同“二七机车制造厂”研制。结果没几天，果然研制成功了一个兼有两种功能的制动装置，坦赞双方的矛盾得以顺利解决，赞方对此十分感激。卡翁达在1986年8月庆祝坦赞铁路运营十周年时，深情地对中国代表团说，当时三国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周总理居然找到了解决办法，真是太伟大了！

　　关于坦赞铁路的工期问题，铁道部曾提出了6年、8年、10年三个方案。周恩来认为应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工期。他亲自与坦、赞有关方面探讨商定：工期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1975年10月，坦赞铁路完成了全线辅轨工作，当有关负责人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时，此时已病重住院躺在床上的周恩来露出了笑容，并喃喃自语：用不了6年，用不了6年……

　　整个非洲的高度赞扬和深情怀念

　　1976年1月，当周恩来病逝的噩耗传到非洲时，整个非洲大陆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非洲领导人和各界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纷纷走进中国驻非各大使馆，献上一束束白花，留下一行行悼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各界朋友的唁电、唁函，雪片一般飞向中华大地。他们高度评价周恩来高尚无私的伟大人格，关心非洲发展的赤诚胸怀，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坚强意志，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崇高精神。

　　尼雷尔总统率领第二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及多名部长，亲自到中国驻坦桑大使馆吊唁，向周恩来遗像深深地鞠躬致哀。他在发给中国政府的唁电中称：周恩来是属于全世界的中国伟人之一，他们为促进人类进步和国际革命团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人民以爱戴和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对坦桑尼亚的访问。他还说，我们见过周总理的人，没有一次不为他的广泛而深刻的见解和他对人类自由、正义和国际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卡翁达总统也携夫人并带领执政党总书记、首席大法官、政府部长、高级军官等大批人员，亲来中国驻赞使馆吊唁。他赞扬周恩来是伟大的英雄和自由战士，赞比亚人民以钦佩的心情目睹了周恩来为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埃及总统萨达特继承了已故总统纳赛尔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他认为周恩来将作为卓越的领导人和第一流的政治家载入史册。他说，我们同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一起，将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支持和平立场以及为实现和平共处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在长长的唁电中表达了他的极度悲痛。他盛赞周恩来的献身精神和杰出才智，说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和建立新世界的斗争，这位伟大人物将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他的革命毅力和忘我精神将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其领导人同周恩来的接触时间不长，但也都充满了深情厚谊。加蓬总统邦戈说，我在访问人民中国时，曾荣幸地会见过这位杰出政治家。他的卓越才智和对人类的深刻理解给我印象极深。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于整个人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人类的一位最杰出的伟人。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高度赞扬周恩来在全世界，特别在非洲和亚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非洲著名的“黑人学”学者，他庄重地说，周恩来是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理想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