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对外活动中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和发展真挚友谊，而非洲老一代领导人也同样非常敬重周恩来总理，把他誉为“属于世界性的中国伟人”（尼雷尔），“载入史册的第一流政治家”（萨达特），“以献身精神和杰出才智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布迈丁），“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理想的典范”（桑戈尔）。他们深情地说，伟人周恩来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纳赛尔，周恩来的终生朋友

　　周恩来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友谊凝聚着亚非人民的团结之情，两人的密切合作为199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前夕的1955年4月14日，两人在仰光初次会面即一见如故，周恩来对这位年方37岁、英姿勃勃的非洲领导人深为赞赏，纳赛尔则流露出对新中国总理的仰慕之情。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对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友好问候，表示坚决支持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争取国家安全独立、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纳赛尔则高度赞扬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两人表达了加强亚非团结的共同愿望。万隆会议期间，两人多次会晤、磋商，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当纳赛尔在会议开幕式上建议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时，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纳赛尔曾主持召开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周恩来对他发表的政治见解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才能十分赞赏。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我感到纳赛尔总统对西亚和非洲事务比我们了解得多。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是纳赛尔主持的政治委员会上通过的，所以他对万隆会议作出了贡献。纳赛尔也一直尊称周恩来为“亲爱的朋友”，说“我喜欢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演说”。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会晤中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双方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周恩来十分理解埃方当时的困难，采取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准备阶段。1955年12月，中国政府驻埃及商务代表处代表赴开罗时，带去了周恩来致纳赛尔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两国政府商务代表处的设立，将有利于两国贸易的发展和友好关系的增进。翌年3月，周恩来又让出访埃及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转交他致纳赛尔的信，信中回顾了亚非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希望中埃关系进一步发展。埃及方面在纳赛尔总统的关注下最终做出了积极反应，决定撤回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5月30日中埃正式发表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埃及成为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1956年10月下旬，英、法直接出兵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毛泽东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周恩来迅速转告埃及政府。11月10日，周恩来致电纳赛尔，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埃方对中国方面鲜明、坚决、有力的支持态度十分感谢，纳赛尔致电周恩来诚挚地说：“你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埃及人民。你们对于我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信心……”

　　周恩来曾三次访非，均包括埃及。他首次踏访非洲大陆十国时，即把埃及作为第一站。时隔8年之久，两人在非洲重逢，倍感亲切欣喜。一见面，纳赛尔总统即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胸前，并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热情洋溢地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指万隆会议）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此访，周恩来同纳赛尔共举行了4次会谈，详细阐明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关系和美英苏的核禁试条约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以消除非洲国家存在的疑虑和误解。纳赛尔听后真诚地表示：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很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并表示，双方会谈超越了中埃两国直接关系的范围，将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影响。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率先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纳赛尔表示完全赞同，双方将此五项原则写进两国联合公报。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对此五项原则的意见，使之最终成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加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们后来形成我国对非政策的基本原则，长期指导着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同杜尔共同开拓中国与黑非洲国家全面合作的先河

　　几内亚前总统杜尔是非洲著名的反帝反殖斗士。1958年年仅36岁的杜尔敢于向戴高乐说“不”，号召人民投票反对“戴高乐宪法”，表示“宁要自由中的贫困，不要受奴役的富裕”。同年10月，几内亚实现完全独立，成为当时法属非洲领地中唯一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的国家”。毛泽东、周恩来随即致电杜尔，正式承认几内亚共和国。西方大国十分惧怕中国与几内亚建交会扩大我国在非洲的影响，西方媒体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不能让中国在黑非洲取得立足点。但杜尔顶住了西方的压力，中几于1959年10月4日实现建交，几内亚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周恩来随即指示外交部挑选能力强的外交官到黑非洲工作。1960年9月杜尔总统应邀访问我国，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正式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经周恩来周密安排，中方给予杜尔总统热情、友好、亲切、隆重的接待。杜尔此次访华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等合作文件，缔结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第一个两国友好条约。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成为他非洲十国之行的高潮。周恩来到达当天，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居民几乎倾城而动，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美景别墅”，一路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激昂的非洲鼓点和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表演沿途陪伴，欢腾的场面令周恩来感奋不已。在周恩来访问的日子里，杜尔总统全身心投入接待。一天下午，杜尔亲自驾车，同议长和国防部长一起来拜访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同时又诚恳地忠告：你们不能自己开车到郊外来，你们三位是几内亚主要领导人，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这三位几内亚的一、二、三号人物年龄都不大，他们感动地说，这是一位长者、真诚朋友的忠告。

　　通过访问，周恩来更加深了对杜尔总统和几内亚人民的印象。这个远隔重洋的大西洋几内亚湾的小国一直牵动着周恩来的思念。1970年11月22日周恩来获悉萄葡牙雇佣军从海上悍然入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忧心如焚，午夜时分召集外交部领导和工作人员100多人，在中南海会议厅商议如何支持几内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一直到凌晨3点多钟。他强调，一定要高度关注几内亚局势动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正在纵深发展，绝不允许萄葡牙殖民者和雇佣军入侵阴谋得逞，否则就要在非洲出现恶劣的先例。他指示我驻几内亚使馆和国内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做出具体工作安排，以便最有效地支持几内亚人民。很快，我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谴责葡雇佣军入侵几内亚，并及时向几政府提供了各种援助。不久，杜尔总统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感谢电，并派两名部长赴华致谢。周恩来在接见两人时说，我们亚非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应该相互支持。

　　恩克鲁玛危难之时见真情

　　周恩来对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的关怀、尊重，已成为中非领导人交往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著名倡导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1957年3月6日，加纳宣布独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恩克鲁玛出任总理，后1960年当选为加纳共和国首任总统。恩克鲁玛对华友好，他顶住西方压力使加纳于1960年7月5日同中国建交。翌年9月他成为继杜尔之后第二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周恩来对他十分敬重，亲自陪同他赴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恩克鲁玛曾向周恩来提出访黑非时，一定要首先访问加纳。周恩来欣然允诺，计划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访加。但就在周恩来访加前9天，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未遂事件，加纳局势骤然紧张，首都各要害地点和部门都由军队把守。恩克鲁玛一家和助手离开总统府搬进海边的一座城堡，并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周恩来听到上述消息后，与陈毅、黄镇、乔冠华等一起商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他指派副外长黄镇先去加纳，向恩克鲁玛转达他的慰问，并告之他将如期访加以及中方的具体想法：考虑到总统的安全，礼宾安排方面可以从简，在周恩来抵离加纳时请总统不必赴机场迎送，也不必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国宴、会谈都可以安排在总统的住处进行。恩克鲁玛听了中方的意见后，甚为感动，连连道谢。中国总理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国家间广泛传开。周恩来抵达加纳后，当晚即前往恩克鲁玛临时住地（戒备森严的克里斯兴堡）拜会主人。恩克鲁玛一见到周恩来就万分欣喜地说：“欢迎您，很感谢您能来！”周恩来随即转交了毛泽东致恩克鲁玛的慰问信。恩克鲁玛十分感激，当场交给新闻官，指示立即全文发表。此访，周恩来同恩克鲁克玛举行了三次会谈。恩克鲁玛在会谈中表示，周恩来的这次访问，是历来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重要的一次。加纳报纸称赞说，中国是加纳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最可靠的朋友。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华。当天，加纳国内发生了军警头目安科拉和阿弗里法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事政变。当恩克鲁玛座机在北京降落前，中方已获悉上述消息。周恩来在机场同刘少奇主席紧急商量，果断决定暂不发此消息，仍按总统身份接待恩克鲁玛，有关的一切礼宾安排均按原计划进行，刘少奇主席照常举行欢迎宴会。当各项日程结束恩克鲁玛返抵钓鱼台国宾馆后，周恩来才让参加接待的原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到恩克鲁玛下榻的房间，告诉他加纳发生政变的情况，并把外电有关报道交给恩克鲁玛，帮助他全面了解情况。恩克鲁玛深为感激，敬佩周恩来是一位重友谊重感情主持正义的真朋友。

　　向凯塔介绍治国理政经验

　　马里共和国首任总统凯塔，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佼佼者。他1956年曾任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人，后来还出任法政府中阁员。但他始终牵挂着祖国的独立事业，1958年坚决主张苏丹自治，并出任总理。1960年9月苏丹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凯塔对中国十分友好，本当独立时即可承认新中国，但顾虑到当时台湾当局还窃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所以待马里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后，他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新中国，与台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随即复电凯塔祝贺马里独立。10月25日中马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1964年1月16日至21日周恩来访问马里，他与凯塔首次见面就感觉十分亲切。当时正值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斋戒节，马里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并普遍在此时进行狂欢和歌舞表演。周恩来十分尊重非洲民族的文化艺术，他热情地拉着凯塔一起跳起黑非洲这种节奏欢快、情绪热烈、气氛融洽的舞蹈。凯塔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知道吗，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周恩来接着说：“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人民从心底里流露出的亲切与尊敬的感情。周恩来后来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在马里生活得十分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