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经由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既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兴奋，又对这里出现的肃反扩大化感到痛心和不安。联想到前不久富田事变的酿成及其恶果，周恩来心急如焚。12月18日，他在赴长汀途中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注意，妥为解决。针对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借口“群众不好”、“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用肃反扩大化（乱怀疑、乱拘捕、滥施刑、甚至滥杀无辜）来扩大红军、推动工作的错误作法，周恩来提出了严厉批评。1932年1月7日，他第一次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在会上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旨在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从而使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基本上得到制止。

　　进入中央苏区前，周恩来曾受临时中央之命，要朱毛红军在几个中心城市中选一个加以攻占。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根据对实际情势的估量，尤其是同毛泽东交换意见后，认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固执己见，周恩来不得不根据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的意见，选择攻打赣州。赣州战役失败，周恩来及时组织撤兵，并在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红一、红五军团东向入闽的意见，并决定由他主持实施。1932年4月1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漳州战役的胜利，翦除了敌人的一翼，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还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补给。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赣州战役失败的负面影响。

　　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毛泽东，却被临时中央和部分苏区中央局成员视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因此，不但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重点批判，被迫去职；连周恩来也在会前、会上和会后，受到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的不断批评。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一方面忍辱负重、检讨自己，一方面尽力为毛泽东辩明曲直、保住位置。这对于维护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大局，以及革命的长远利益，无疑是极有意义的深谋远虑之举。

　　其五，克服各种困难与干扰，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和朱德一起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使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鼎盛期。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约63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宁都会议后，蒋介石结束在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军事行动，集中主要兵力（约50万）向中央苏区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以5万余兵力迎战敌人。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决定：趁敌方部署未定之时，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0月18、19、22三日，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攻克光泽、资溪和金溪。以此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周恩来和朱德决定乘敌立脚未稳，主动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1933年1月上旬，红军连取黄狮渡、浒湾两仗胜利。周恩来正拟以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机于抚河到信江间运动歼敌。然而这一妙着又遭苏区中央局反对，他们和临时中央都要红军集中兵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在几经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不得不率军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发起全线进攻。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主将陈诚对红军强攻南丰，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迅速调兵遣将，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和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部署。除留少量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并以部分兵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调敌外，将主力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宁都东韶、洛口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2月下旬和3月下旬，红军相继取得黄陂、草台冈两个战役的重大胜利。至此，陈诚精锐已去，只能败退。红军胜利结束第四次反“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创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经验，为红军战史书写了极其光彩的一章。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武器装备同时得到很大改善。中央苏区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进入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