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事和组织部门主要负责人、苏区党和军队掌舵人之身，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在率领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根据变化了（或新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修正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行动，并且沿途进行革命宣传，培养革命力量，为日后赣南、闽西、粤东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按照中央预定计划，周恩来以中共南昌起义前委书记职，率领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行前，周恩来在经手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中，①

　　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他主张部队南下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且可尽快与农民运动发达的东江取得联系，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的路线。他还找来当地党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江西各县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南下沿途各地的农运状况、地方反动武装和封建宗族势力状况，以及沿途居民数量、风俗习惯等。毫无疑问，周恩来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他日后正确认识、判断、处理中央苏区的各种问题，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尽管南昌起义军在酷暑下行军，而且时时受到疾病、缺饷、敌对势力骚扰等威胁，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仍然不忘通过标语、口号、传单、集会、演剧等各种形式，向沿途群众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周恩来又指示革命委员会属下的总政治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油印分发。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同敌钱大钧部遭遇，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之后，又以瑞金为大本营发起会昌战斗，将钱大钧部主力完全击破。瑞金、会昌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锻炼了新生的人民军队，扩大了南昌起义的影响。与此同时，解除了起义军南下的后顾之忧，为起义军领导机关议决、调整一系列政策策略，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从9月3日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昌起义前委和以他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军事参谋团，在瑞金城连续召开会议，根据情况变化和新的认识，分别对革命政权的性质，土地、劳动保护和财政政策，以及行军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改变的决定。主要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性质，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改“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完全抛弃旧的提款、派款、借款政策，实行“征发”和“没收”地主劣绅钱粮以供军用的新财政政策，真正把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转移到富有阶级身上。针对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密危险等新情况，前委和军事参谋团还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由会昌经寻乌入东江的路线，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瑞金会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发展，作了政策、策略、组织、军事等方面的探索与准备，也为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了先河。

　　在瑞金期间，前委不仅在起义军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均在瑞金入党），而且指导建立了瑞金的第一个中共支部——绵江中学党支部。起义军领导机关通过公审斗争在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其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工农，以及在九堡、谢坊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初次实践。所有这些（还有在长汀、上杭、峰市等地的活动），都对以赣南、闽西、粤东为基本地域的中央苏区的创建，播撒了革命种籽，准备了有利条件。

　　其二，正确地主导解决了红四军的党内争端，支持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及其对红四军的领导；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并取得积极成果，进而为红一方面军的茁壮成长和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工作，并兼任军事部长。他极其重视苏区和红军问题，中央讨论此类问题，大多由他提出。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一段时间，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了分歧，毛、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尤其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导致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于1929年8月21日发出。信中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而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信中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纷争是不正确的；在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指示信最后说，毛、朱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

　　是年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召集由他和陈毅、李立三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研究过相关材料后，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上的缺点，提出了中肯批评，并且指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

　　陈毅以前述指示信为基础，并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论争的几个问题作了正确论断，从而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党委召开九大，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军队铺平了道路。毛泽东也因此受到鼓舞，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激动地写道：“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开得很成功，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显而易见，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支持，对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开好古田会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思想上、组织上、人力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

　　为及时在全国红军中推广红四军的丰富经验，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创刊的、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其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这对于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党组织来说，无疑既是肯定、支持，又是鼓励、鞭策。

　　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便是军队工作干部的输送。土地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各地和红军对干部的需求急增，而合格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的来源和培养都很困难。另一方面，斗争的残酷激烈、尤其是反复，前方战争频繁且艰难，又使地方和红军中的干部不断大量损失。像红五军自暴动起到1929年10月，一年多里就牺牲了800多人，其中贺国中、黄纯一等数十人，都是大、中队长，致使当时的五军“不独不能扩大其组织，并且有难维持其现状的模样”。红四军也因战争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致令“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予极点”。因此，给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和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就成了当务之急。1930年9月，周恩来就加强红军干部起草的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便指出：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央授权，把一大批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和保定等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如左权、萧劲光、李卓然、伍修权、郭化若、刘亚楼、杨尚昆等，分配到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工作。他们很快成了各方面有力的骨干，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开辟了沟通上海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9月，实现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直接通报。周恩来还指导各地党组织在中央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和电器、机械等店铺，以此构建起向中央苏区输送人员、物资和资讯的通道与网络，使党中央掌握的情报能快速传达到中央苏区，且一定程度保障了中央苏区紧缺人才与物资的补充。

　　其四，努力制止、消除“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各方面对中央苏区造成的不良作用与影响，为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减少了一些压力。

　　毋庸讳言，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周恩来一度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思想上有过某些“左”的倾向。但他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特别是他到了中央苏区后，通过亲身观察体验、总结经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等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左”倾错误有了更多的批判与警惕，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制止、消除“左”倾错误的作用与影响。他及时制止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迅速消除攻打赣州带来的负面影响，抵制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就是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