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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