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

　　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