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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与他的家人们 |
2008-04-30 10:24:42 |
来源：文汇报 |
作者：摘自《王震与湖南》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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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群众的利益要赔偿。有人就说，余美不是解放军，还是莫赔了，以后注意就是了。王震不依，说：“他是我的亲属，我是不是解放军？损害群众利益就一定要赔！我的亲属决不能迁就！请大家提个具体的赔偿办法。”最后，北盛区委书记周名胜在王震的要求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王余美的鸭收归集体放养，给王余美作价付款，适当扣除部分作为赔偿。王震听了，立即表示赞成，并吩咐有关人员，立即把王余美的鸭子捉起来，交给生产队，不准放走一只！”
回到家里，王震和弟弟作了一次长谈，兄弟俩围着一炉炭火，面对面坐在低矮的小木椅上，王震诚恳耐心地给弟弟讲了许多道理，讲党的作风和传统，讲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弟弟脑子里残留的旧观念、旧思想，批评他不应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家乡搞特殊。他还与弟弟一起回忆了家里过去的苦难历史，要弟弟不要忘了本，不要怕苦怕劳动。王余美被哥哥的话深深地打动，他流了泪，也懂得了哥哥的良苦用心。
“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
1961年冬，王震利用到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到浏阳。在家乡，王震听到一些关于自己堂弟王生仁多吃多占的话，非常生气。因为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十分艰难、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时候，连中央领导都省吃俭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竟敢这样不能吃苦、以权谋私呢？他立刻传话将王生仁叫来，当面训斥他：“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就撤掉你队长的职！”
实际上，王生仁能写会算，又能劳动，在农村里算得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当时他担任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的队长，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群众也很拥护他。也不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哪一位，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正好被王震听到了。王生仁觉得十分委屈，但面对这位既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的堂兄，他百嘴莫辩，不敢声张。他想，自己辛辛苦苦为生产队办事，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决心从此再不当生产队长了。
正巧，当时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在浏阳县搞选举干部试点，他也是中央委员。结果，群众还是选举了王生仁当队长。王生仁当即声明：“我被中央委员撤了职，选我，我也不当。”胡耀邦听后笑着说：“那不要紧，我这个中央委员给你复职就是嘛！”
两年后，家乡决定将原来的两个生产队合二为一，共同开发杨梅岭，并要群众选举新队长。社员们再一次选举了王生仁。王生仁见群众又要他当队长，就想乘机溜走，被身后的社员拦住。正巧回乡的王震打趣他道：“你这个鬼崽子，在群众中威信还蛮高嘛，硬是打不倒啊。”王生仁似乎对王震上次撤他的职还有气，赌气说：“你这个中央委员撤了我的职，我还当个什么鸟队长！”王震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中央委员也要走群众路线，谁当队长，还是群众说了算！”
会后，王震向堂弟王生仁下了指示：“队长上任，今晚不得睡觉，把大家讨论的规划写出来，明天一早交我检查。”第二天一早，王生仁按时交了规划，王震十分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育秧、养猪、植桑养蚕等计划作了修改。
回北京后，王震仍不忘家乡的事，他给王生仁写信交代道：“你到君山农场换的两头牛，要补君山农场300元钱，不要搞‘四不清’。”这些话在王震的家信中时常出现，他要求亲属甚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由此可见一斑。
“我王震也爱我的浏阳，但家乡主义是千万不能搞的”
王震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的建设，他可以倾情、倾囊，但若要他动用人民交给他的权力，来为自己的乡亲谋上一丁点非分的利益，那是比登天还难。
王震的二妹子有一儿两女，他们专程到北京找大舅，想请这位在中央当大干部的舅舅帮忙给他们在北京安排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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