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后又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考查，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书册。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时，他还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谈起子女对父亲的继承，胡德华坦言“我们差远了”。“谁也比不了父亲，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其实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论在马背上还是帐篷里，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 胡德华列举了许多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父亲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书，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学家特别敬佩父亲。”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这个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大哥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能做买卖？！’我就不服气，我说当时那么多农民企业家，我上过大学的，怎么不成？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胡德华至今还十分感慨。

　　“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