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上这一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建议。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可就在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

　　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中央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国焘、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陈昌浩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的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听了他的回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默默地点了点头，呆了一会，就走了，并且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是完全拥护的，陈昌浩也是同意的。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2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