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更长时间和平环境

　　对战争形势如何估计，是制定国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解放战争初期，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是冷静、正确的。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基于这种分析，才敢于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才敢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毅然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停战谈判。    

　　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有了发展，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面虽有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看过了头。此后，弓弦只张不弛，越绷越紧。“太张必缺”。长期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准备打大仗上去，严重地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显然，上述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政策，和党的总方针是不相适应的。1979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能否延缓，究竟能延缓多久的问题。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转移的问题。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强调要有战争的准备。后来，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于战争延缓的可能性就讲得更多了。邓小平1980年讲五年打不起来，到1984年，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徐向前十分赞同邓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的汇报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论断：“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转变，是伟大的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

　　编制要为战时服务

　　科学的编制出战斗力。编制，是军队的组成形式，是军队总体力量的组织、协调、合成与发挥。徐向前十分强调编制的科学性。他在1980年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一般地说，军队的现代化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人，这里面包括干部的培养训练、部队的教育训练；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