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50年代中期至1966年，他是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是国防工业和“两弹”的指挥者，做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又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拨乱反正大声疾呼。他是我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杰出的执行者之一。毛泽东曾称他为“厚道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防科技队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聂荣臻受命主管国防科技工作后，把组织国防科技队伍当作一项战略工作来抓。在他的直接主持下，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充实到国防科技战线，作为骨干力量；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从早期留苏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了上千名优秀人才，作为承上启下的中级科技人员。短短几年，就组建起一支老中青结合、门类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科技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国防科技工作的需要。为培养科技队伍后备人才，他一方面组织派研究生和留学生出国深造，一方面积极组建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在现在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通过这一系列有力措施，使院校源源不断地为国防科技事业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

    三年困难时期，主持“两弹一星”研究的聂荣臻看到科研人员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身体消耗很大，可伙食却跟不上。为了让科研人员增加营养，聂荣臻毅然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向各大军区“募捐”，让他们尽快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些副食品。就在他向各单位发出呼吁不几天，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到医院看望他。聂荣臻又专门讲了“募捐”的事，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副司令员心里十分清楚：面对重重困难，聂帅之所以义无反顾，力主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正是“为了摆脱我国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起码有还击手段”。于是，他当即表示：“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见他回答得这么干脆，聂荣臻满意地笑了。

    在这次“募捐”活动中，一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以“竭诚尽智图强国，‘为虎添翼’铸长城”的诗句，盛赞聂荣臻坚持自力更生、不畏困难，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热情讴歌他对科技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厚爱。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官兵们就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聂荣臻十分关心这支科技队伍的成长。60年代初，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给科技战线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聂荣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临许多科研单位，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他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宁左勿右的错误做法痛心疾首，从千头万绪中着重提出了正确看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研究工作时间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之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保证了科研工作健康进行。这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被邓小平同志誉为中国第一部“科技工作的宪法”。1961年7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要求各部门积极贯彻执行。

    聂荣臻一贯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身体力行。在他主管全国和军队科技工作后，更是视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宝贝。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中，一些科技专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积极向中央反映，同时勉励科学家们以事业为重，继续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和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一起，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宣布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教育和科研单位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科技干部晋升职级时，有的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下堂辅导；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却热心埋头著书写论文。

    聂荣臻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要为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进行呼吁，他在不同场合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说明有些单位在掌握晋升职级条件中有偏差，一个知识分子晋升的条件还是应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的情况。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考核标准。讲‘才’，也首先要看他本职业务水平。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一个科技人员不解决本职范围内的问题，一味搞自己论文，就应进行批评教育。”

    1982年是聂荣臻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呼吁最强烈的一年。这一年，他两次向中央提出关于处理老专家、学者退休问题的意见；四次与光明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探讨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并产生了四篇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道和文章。这一集中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