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祠堂（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集中整训旧址）

    耒水河畔，晨光熹微。一群刚刚走出山林的游击战士，换上了崭新的新四军军装，在龙塘镇江头村刘家祠前列队肃立。他们的目光，越过祠堂的飞檐，望向远方——那是即将奔赴的抗日战场。

    “团结一心，共赴国难，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1938年5月11日，三百余人的宣誓声震彻云霄。这支刚刚完成整训的湘南游击队，即将告别洒满鲜血的红色土地，挥师安徽，直面前线。

    耒阳，不仅是湘南起义的主战场，更是井冈山朱毛会师的出发地，革命的火种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燃烧。1938年2月，在湘南特委失联、国民党围剿不断的严峻形势下，谢竹峰毅然主持召开了五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中共耒安中心县委，并将赤色游击第三大队更名为“后方锄奸队”，坚定传达我党抗日救亡的立场。

    在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刘厚春。他出身贫苦，习武重义，1928年参加水口山矿工暴动，后随部队上井冈山，又返回耒阳与谢竹峰等人建立游击队，点燃革命烈火。1934年冬，他被任命为中共耒安永中心县委委员，兼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委，率领八十多名战士，辗转湘南山区。

    1938年3月，中央派王涛抵达天门仙，传达指示，推动国共谈判。历经数日艰难协商，双方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前线；设立新四军通讯处。耒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此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湘南红军游击大队在队长李林率领下，于4月8日抵达江头刘家祠堂。刘厚总率领的第三大队也自天门仙赶来会合。两支队伍分别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第二大队，由李林、刘厚总分任队长。新四军军部派来教官，开展半日军事训练、半日文化学习的整训模式。短短一月，战士们精神抖擞，纪律严明，士气如虹。

    整训期间，一段感人故事悄然发生。得知部队即将北上，耒阳妇女们自发组织，连夜赶制布鞋。江头村的王婶，丈夫早逝，儿子战死，她强忍悲痛，带领姐妹们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更令人动容的是，她们在每双鞋底绣上“保家卫国”四字。王婶含泪说道：“如果我儿子能穿上这样的鞋去打鬼子，他在九泉下也会含笑。”

    当战士们接过这些布鞋时，许多人热泪盈眶。这不仅是鞋，更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望。百姓还送来粮食、布匹、猪肉，与战士座谈联欢，军民情深，场面动人。

    无数青年闻讯而来，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在祠堂边搭起凉棚，专人接待选拔。一月之内，数百人报名，最终精选120名青年入伍。

    1938年5月初，新四军军部下令：整训部队统一北上。第一大队改为暂编第一中队，第三大队改为暂编第二中队，三百余名战士整装待发。

    临行前夜，游击队员刘铁古在油灯下给母亲写下家书：

    “母亲大人膝下：儿明日赴前线，不知何时能归。父亲早逝，您含辛茹苦将儿养大，今却不能尽孝，心如刀割。然日寇肆虐，山河破碎，儿若不挺身，他日寇蹄踏我耒阳，儿何颜见父老？母亲教儿精忠报国，今日践行。若儿马革裹尸，望母勿悲，儿为家国而死，死得其所！惟愿抗战胜利，母亲尚在，儿必归侍……”

    这封浸透泪水的信，刘铁古最终未寄。他将信与那双“保家卫国”的布鞋一同打包，藏入行囊。

    5月11日，红霞满天，部队集结出发，经东湾、毛栗冲、竹市，抵达东江渡口。耒水两岸，人潮涌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姓高呼：“祝抗日将士旗开得胜！”战士们回应：“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刘铁古登船前，回望故乡，轻声道：“娘，等打败了鬼子，儿子一定回来孝敬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踏上了北上之路。陈楚芳领导的湘粤赣游击队第一大队，因不理解整编政策，仍留山区活动，拒绝北上，最终在内部纷争与国民党围剿中走向分裂与失败。

    在艰苦斗争中，耒阳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

    邓宗海，1925年入党，1928年率农军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上井冈山，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1932年1月，他在耒阳城关遭叛徒暗杀，英勇就义。一家二十余人参加革命，十三人献出生命。

    刘厚春于1936年8月战斗中负伤牺牲。在敌众我寡、地势不利的绝境中，他奋力击敌，直至最后一刻，仍举枪击毙一名冲至眼前的敌人，壮烈殉国。

    耒阳游击队的历史，是湘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磨灭的一页。那双绣着“保家卫国”的布鞋，那封未能寄出的家书，都是这段历史最真实的见证。

    今天的耒阳，革命遗址遍布城乡，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江头刘家祠堂依旧矗立，似在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每年清明，总有人在无名烈士墓前发现一束束鲜花——这是耒阳人民以最朴素的方式，告慰为国捐躯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