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正如电视连续剧《渴望》里唱的那样：“咫尺天涯情有缘，此情温暖人间”。如今，年逾花甲的我倚在岁月的年轮上，回忆起当年那青春年少、英姿焕发、血气方刚、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幕幕如诗如画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宛若昨天，千肠百结、挥之不去。

    屈指算来，自打第一次穿上绿军装、走进绿色军营的那一刻起，到如今已四十多年了。遥想当年那沸腾火热的军营生活，那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那亲密无间的首长同志，那令人难忘的故事，无不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虽然随着时空的久远、岁月的流失，当年的一些情景片断，如今逐渐变得暗淡和模糊起来；但是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磨炼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和追求，以及被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感召和熏陶的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不屈不饶、创新不止担当贡献服务他人的军人禀性，却在我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永不磨灭；这种难能可贵的军人秉性，既是人民军队的军魂！无论身在部队还是走向地方，都激励我奋勇前进。我1974年19岁当兵，1990年35岁转业，可以说把美好的青春献给国防事业，但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我从当兵到担任一定的职务为更多的人服务，从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这大学校里拿到了军人毕业证，为我第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部队练就的作风习惯能力使我终身受益厚积喷发。

    一、我光荣的穿上了绿军装，走进北京卫戍区四师炮团

    1974年12月，我们光荣的入伍，并荣幸的被条件比较严苛的北京卫戍区录取。12月22日我们跟随带兵指导员常国华乘坐公社最高级的“轿车”---东方红拖拉机，一路颠簸到了冀县，晚上集中到大会堂参加冀县欢送新兵的联欢会，聆听县委书记的热情讲话，观看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第二天上午再坐拖拉机到衡水火车站等候，下午乘坐开往北京的军列。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有座位（听说其他部队的新兵都是步行或者坐大悶灌（火车的货箱）到部队的）。我和本村的陈增元陈海山对面坐着、望着窗外的家乡的冬景，畅想着未来，心中非常激动，我们就要告别家乡、到人们向往的首都了，就要看到北京天安门了。也许是第一次出远门激动，也许是晕车、也许是吃的太好太饱，列车启动半小时后，陈增元一阵狂吐，把中午吃的猪肉粉条全都狂喷出来，整整喷了我一身，搞得我十分狼狈，我也顾不上擦洗，还要安慰他（因为他小我两岁，没有出过远门。但害得我到了部队第一件事就是洗衣服，第二天集合时，只有我穿着没有外罩的棉衣棉裤，十分尴尬）。

    24日凌晨1点，列车徐徐开到丰台火车站，我们跟着带兵班长韩令华（1970年入伍）坐上大卡车（也是平生第一次），冒着淋漓的寒风向北京东高地营房进发。大约一个多小时，骑车车开到东高地营房（对面就是空军某部和南苑机场），发现营区到处张贴着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因为是深夜，班长把我们领到宿舍安排休息。所谓的宿舍就是一个大库房，地上铺上金黄色的稻草做褥子，边上摆上水泥桩子做枕头和凳子，这就是三个月新兵时期的床。水泥桩子也当凳子用，对棉布裤子磨损得很厉害，不到两个月，我们屁股上大都磨出了窟窿，好在那个时候每个营都设置了缝纫员，专门给大家缝补丁。

    早上6点第一次听到嘹亮的起床号响，大家迅速起床洗漱跑操，根据广播里放的不同军号内容，吃饭上课下课睡觉，一切都是是科学有序整齐划一。先是新兵连、营欢迎动员提要求，晚上集中到大礼堂里，精干帅气的军务参谋张家尧（1968年山东人）喊口令部队列队，请个头不高但很健壮和蔼可亲的团长赵世昌（山东人、解放兵）致欢迎词。接下来的新兵训练紧张有序，主要是稍息立正、左右转发、齐步走、正步走，开始很新鲜，几天之后感觉很枯燥很单调。伙食比农村家里好多了，但时间一长大家都不习惯吃二米饭（次大米和次小米混合在一起、又干又涩）。几个在家娇生惯养的新兵哭鼻子闹情绪要回家。因为都是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我们几个“见过世面”的（那时的当兵年龄跨度大，有好几个是大队副支书、民兵连长）老乡，就分别给他们做工作，鼓励他们要坚强、要经受考验、要能吃苦敢于锻炼，要给家乡父老争光添彩。慢慢的他们情绪稳定了、慢慢适应了部队的生活。大家争先恐后搞卫生做勤务，比试整理背包打背包。在紧急集合中，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没穿鞋，有的穿鞋没系鞋带摔了跟头，有的棉裤被别人穿走了，还有两人穿一条棉裤争来争去，搞了几次有经验了，就不这么忙乱了。文化生活还可以，每个班有一份战友报，每个连有份解放军报，广播里能听到新闻联播，每天的班务会和学习讨论会，锻炼了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当众发言的勇气与自信。大家最高兴的事几乎每周能看一次电影，而且是大机子播放画面比农村的清晰聊了好多。记得到部队不久，我们就领先全国几个月看了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每个人都把这一喜讯写到家信里面进行炫耀。一个月后还举行了庄严的“授徽仪式”—颁发领章和红五星的帽徽，标志着我们成为真正的解放军战士。第二天纷纷跑到东高地照相馆照了一张佩戴领章帽徽的相片，邮寄回家中、展示和分享自己的军人形象与喜悦。

    二、放电影播军号   学习快乐好时光

    新兵连本来要训练3个月，但我训练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到团政治处电影组（领导们可能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担任过两年的广播员），担任放映员、广播员。广播员任务不重，但“权力（责任）很大，可以号令部队”。主要是按照部队的作息时间，播放军号唱片，部队一天的活动，两眼一整忙到熄灯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全是根据所播放的军号声。个别时候根据部队需要，要吹紧急集合号。军号一响，全团官兵都会跑到指定地点集合报数，5分钟之内跑步到广场集合报告列队，听从团首长指示。电影组编制3个人，组长洪天宝是湖北孝感籍的69年兵，耿直善良嫉恶如仇，痴迷于画画很洒脱，因而对放映工作很放手，老放映员孙兆岚偏巧到军区参加放映员培训。我每天要坐摩托车到北京八大处北京军区电影发行站取电影片，回来后抓紧倒片检查片、检修机器，晚上装车卸车挂银幕驾收机子（有时还要发动发电机），每天紧紧张张忙忙忙碌碌，但很充实。但尽管如此，我也抽时间学习放映知识书，还真不错，很快在上级组织的电影考试中领取了放映合格证（大概是1975年7、8月）。我是取得合格放映员证书人员中军龄最短、放映时间最短的新兵，为此受到领导表扬。

    那时我们用的35毫米提包机，每次放电影加上备用发电机足足装满一小拉车。部队有农场、有野营的队伍，因此，每次搬运放映设备很费劲，而且很容易丢损。后来我反复设计改进，请修理所的同志帮忙，精心打造了一整套又结实耐用又轻便、且操作方便的电影设备箱。兄弟部队的放映队同行还多次前来取经拍照。

    在别人眼里放映员是个很潇洒很羡慕的工作，其实也很辛苦，最辛苦的是坐着摩托车去北京军区取片（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和晚上外出放电影坐大卡车归来。那时北京的天气冷得厉害，坐在摩托车里冰冷刺骨、一不小心还会冻伤，晚上做大卡车放映归来到深夜，需要几个小时才暖合过来（在北京郊区延庆野营时滴水成冰）。后来领导特殊关照，给我们配发了摩托员淘汰的皮大衣，虽然破旧一点但防寒效果大大提升。

    放电影前，部队要背背包或带小马扎列队或跑步赶到电影场，要一路行军一路欢歌，从每个部队喊番号“一二三四”或唱行军歌曲的的韵律中，您就知道是哪个部队和那个人带队（一个带队干部能带出一个营的风格和士气）。放电影前，雷打不动的功课是部队拉歌，一营先自己唱一首，然后喊：“二营的，来一个、快快快”！可是二营的刚唱个开头，一营的也会接着唱同一首歌曲，非要从气势上压倒对方，那可是此起彼伏一浪压过一浪，那比的不仅是歌曲熟练的程度，更是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向心力。大家谁也不服输，这首歌你压过我了，下一首歌一定超过你。当然，歌曲的选择至关重要要，一般是词谱简单的行进歌曲或军旅歌曲，每个部队平时都会做足功课，准备几个拿手的歌曲以备挑战对方。所以，拉歌是部队的一大特色一大风景一种提高战斗力的文化，至今记忆犹新。

    有时放映前，要放幻灯，就是把最新的知识点（如防原子防化学防空降和健康知识等）和部队的好人好事，通过固定的灯片打到银幕上，起到图文并茂的作用，只是每次制作一套幻灯很费时费力，要在磨砂玻璃上刻画。那个时候放故事片前，往往要放20分钟左右的“新闻简报”，开始是黑白的，后来是彩色的。因为那时没有电视（连队的电视机和部队食堂的电风扇是80年代战士打草卖钱后自行购买的），看新闻简报就成了了解国内外大事、瞻仰领袖风采的的重要通道。那个时候因为文革左的影响、电影市场还没彻底放开，在部队放电影更加慎重，因此，能播放的国产电影并不多，有句顺口溜：“看朝鲜片哭哭笑笑、看南斯拉夫片搂搂抱抱，看越南片飞机大炮，看中国片先看新闻简报”。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部电影《青松岭》《创业》《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因为要到野营地方演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部电影前后放映了十几场，每次观看战士们都激动不止，也学会了其中的几首经典歌曲。

    在农村给军民放电影，还经常遇到一些一些有趣的事。有的村庄多年没放过大屏幕的电影（以前是16毫米、8毫米小机子放映，用小屏幕、只能小部分人看），没有固定场所，也没放过电影，我们就因陋就简，用绳子一头绑住银幕，一头绑一块砖头，扔到大树树杈和高墙上（这也是个技巧活），然后两面拽绳子把银幕拉正，最后在底下固定，老百姓就坐在银幕的前后看电影。还有的老乡在电影里看到女演员的背影，便跑到银幕后面想看看剧中人的脸部和胸部，结果在背面看到的还是背面，来回跑好几次总是看的人的背影，便找到我们质问“你们子弟兵也爱开玩笑，放个电影还折腾我”？搞得我们哭笑不得。1976年下半年，为了维护首都安全，部队拉倒大兴榆垡一带驻防，当发现我们的房东一家从来都没有外出看过电影，就决定在家里给他吃小灶——单独给他们家放一场电影。准备放映时，没曾想老年夫妇一直面朝电影机一动不动，我们很纳闷，问他为何不把身体转过来面向墙壁（银幕），他们回答：“你们的电影里面的人不都在放映机肚里吗，我要看看他们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一席话逗得全屋的人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告诉他，放映机里面走动的是电影胶片，通过射灯把胶片里面的图像打到屏幕上，只能在银幕上才能看电影。老人这才转过身看墙上的电影，这是两个七旬老人第一次看电影，从这以后，他们成了电影迷，我们每次在大街上放电影，他们就早早的坐在哪里等候。

    因为是北京卫戍部队，我们还有幸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会议，记忆最深刻的是庆祝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叶剑英元帅讲话。1975年下半年，北京曲艺团到部队体验生活，大约待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专门为指战员演过几次节目，我们真是一饱耳福，这是国人和许多部队难以享受的福利。演出的节目很精彩，有京剧、歌舞、歌曲、笛子独奏和单弦。当时最受欢迎的就是关学增的北京琴书、李金斗和赵世忠说的相声“二嫂子”，人们是百听不厌，至今还印象很深。

    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可谓天灾人祸。3月28日在吉林降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降落范围500平方公里，收集陨石1百多块。7月28日3点40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伤亡。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1月15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7月6日是90岁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11日在人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华国锋副主席知道此。9月9日是83岁的毛泽东逝世。周恩来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都是著名播音员夏青播放的。9月9日提前发了预告，下午四点有重要新闻，大家都有预感，但谁也不愿相信。全国人民下午3点半就围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广播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哀乐之后竟然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后来夏青马上改成现在广播“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事后得知是因为姚文元要求缩短哀乐时间和周恩来的一样，工作人员忙中出错哪了磁带。随后接下来是十余天的悼念日。在大礼堂里摆上毛主席像，每天部队内外的同志陆续前来悼念痛哭。我的任务是播放哀乐。这哀乐偶尔听一次不算什么，要是天天听，长时间沉浸在哀乐声中，目睹着人们的发自内心的悲痛，想哭又不敢大声哭，我人都要崩溃了。过了好一段时间精神才缓过来。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华国锋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致悼词，3点半结束。十多天后，1976年19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庆上街游行，各种文艺节目也丰富多彩，郭沫若的“粉碎人帮”的短诗被谱成豫剧轮番播放，各种讽刺四人帮的相声不断涌现。

    那段时间在北京不光是地震多（住了几个月的简易棚）、而且狂风暴雨也多、山火也多，部队经常到北京郊区抢险救灾，那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拉得出开得动救的好。 

    到了1977年，部队移防到大兴县康庄乡小营村自力更生建营房（军费紧张，只能靠部队自己想办法）。从事军事训练的部队全部改成了施工部队，四个营分别到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烧石灰、窦店烧砖、上山砸运石头和在营房基建。最辛苦的是烧石灰和烧砖，前者不仅累而损害呼吸道很容易患职业病（肺矽病），后者是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一到出窑时，因为砖窑内温度很高，人一进去，几乎要把人烤干，一个战士半天要喝几大桶水（每桶30斤水），即便如此身上的汗水与衣服早就烤干了，战士们又黑又瘦，每个人都掉了几十斤肉。有的战士也有怨言“要知道到部队和在家一样烧砖盖房子，就不该来当兵了”，但是，经过部队强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士气一直很高，比学赶帮超、争相做贡献。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上级多沟通联系，想法弄点好影片慰问他们，战士们对此已经很知足了。我一直在想，这些战士真是好样的，真是最可爱的人。

    我1978年由战士提拔为军官，担任电影组长，与王平、徐以庆一同放电影。起先住在小营房东老李家里，后来搬回了营房。那时大兴县的风沙很厉害，营房周围全是沙地、又是风口，常常刮得是遮天蔽日飞沙走石，我们都顶着麻袋戴着风镜，到头来也是弄得灰头土脸。去一趟北京市，要走半个多小时，等很长时间想法挤上唯一的公交车，到了市里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2019年，再次故地重游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多路公交还有地铁出租车十分方便出行，昔日的黄沙早已不见踪影，周围已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掩映着高楼大厦，北边的猪圈已成为明星们的别墅区。

（忘不掉自己亲手建设的军营。2019年10月212日炮团政治处战友阔别40年重回小营营房抚今追昔畅叙友情畅想未来。北京劳模学雷锋标兵宋薛宣专程赶来分享荣耀。我触景生情演唱了京剧：“自从转业离部队，时刻把战友挂心怀，眼睛一瞻32载，老陈我探亲又重来”。石立峰政委做即兴演讲。追忆当年感慨万千。)）

    三、担任保卫干事，第一个领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1979年2月，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工作四年的电影组到了保卫股，担任保卫干事。一干就是五年半，在保卫股长张同春（后任政治处主任）和政治处领导（姚凯璞副政委、张文艺主任、李世儒副主任）的指导支持下，我学会了到部队搞调查研究和写材料，而且经常给部队讲课，负责每年的新兵培训。为了讲好课，我开始系统地研究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服务典范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王铁人的事迹，撰写了一系列讲课资料（有些师里转发到各团参考）。先后与张丙芬副团长、郭恩琪副团长、常国华股长、张承德股长、王子学参谋等到山东梁山、山西闻喜、四川宜宾去带新兵。1982年，我们政治处的同志报名参加了北师大举办的逻辑语言培训班，每个星期天赶到北京市崇文区聆听杨百顺和其他老师的课程，十分受益。1983年初，我们坐车赶到位于北京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参加“北京军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动员大会”，秦基伟司令员操着湖北普通话（原15军军长，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做了激动人心的动员。我们返回驻地时专门到北京市海淀区参观了我国第一个超市，超市面积不大，也就50平米，几个售货员，蔬菜都是洗干净的带包装的，但因为比市场上的蔬菜要贵一点，居民仍然是只看不买，没多久这个供人参观的中国第一个超市就关门大吉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观念的更新，大概2-3年后，超市便雨后春训的发展起来，并陆续蔓延到其他城市，现在到超市已经成了人们离不开的生活的好帮手、居民的好邻居了。

    从北京军区参加动员回来后，司政后机关的干部踊跃报名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学考试的方式虽然是大学一样的课程，但是“零存整取”，平时自己自学，每年举行两次4-5门的考试，考试通过一门编发一个该专业的结业证，然后12本结业证合在一起领取大专毕业证书。学习是很苦的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没有辅导教材、没有辅导老师、没有专门时间学习。只能是在完成日常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死啃死背那略显生僻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教材。我们这些人，高中底子都没打好，所学的课程几乎没有什么基础，好像一张白纸。但是，大家咬牙坚持相互鼓励相互分享。那个时间就像战场打仗攻山头一样，废寝忘食忘我学习，每天只睡3-4个小时，从没打过扑克。我经常用鲁迅的名言激励自己“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一种财富。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自此创造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幸运，第一门考试我旗开得胜，竟然通过了，以后继续努力连续攻克12门课程，虽然每科分数不太高（大多60-70分，只有革命史获得89分），但没有挂科没有重复，一鼓作气，在1984年我领取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基础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加盖人民大学和北大校长校长印章），全团我是第一个，全师只有我和付国峰、万文艺我们三个人（最后冲刺的时候，师政治部专门把我们三个人调到师部招待所封闭起来进行复习“吃小灶”，意在确保我们尽快毕业，这使我有压力也有动力），卫戍区可能是11个。鉴于这是来之不易的新生事物，国家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表彰首批毕业生，习仲勋王震参会颁奖。目的是动员激励更多人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紧接着我又一鼓作气，又自学了14门法学课程，领取了法学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加盖北大校长印章。这样我可能成了全师屈指可数（全国也很少）的获得两个大专文凭的政工干部。

    鉴于北京卫戍区的特殊性，北京卫戍区明文规定，驻地军人不得在驻地找对象。但总有个别自认为聪明的干部战士，抱着侥幸心理，违反规定。结果搞得身败名裂教训十分深刻。有一个姓刘的司务长事发后因为涉及有弄虚造假的情节被复员处理了。一个是从团警卫排挑选走给军委领导担任警卫员的战士张国杰，小伙子长得十分帅气，办事也很干练勤快（大家都很喜欢他），原本可以入党提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与女卫生员私自谈恋爱走火入魔，因为女方拒绝一气之下脑子一热，竟然在军委大院行凶伤人（后自首），被判徒刑期满后由我把他从监狱领回送回原籍郑州，协调当地有关部门，能否和其他城市兵一样安排工作，结果被拒绝了。他和我私交很好，对他的错误我们都感到很惋惜。还有一个梁山籍的战士，在农场劳动时，因被北京公交女司机蒙骗一怒之下失手杀人，被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死刑，在部队进行了公审后执行枪决，我受命组织有关人员拍摄拍照，与冯春旺合作制作法制教育电视片，在部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后来部队很少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1985年石立峰政委张同春主任陈步峰股长与老股长民政部的林树龄、副主任曹彦、钱秀茹、芭蕾歌舞团戴正平、副教导员雷昆在小营营房探讨部队传统）

    四、担任宣传股长，策划了炮团春晚，被军区转发三个典型材料

    1984年，我被提拔到宣传股担任股长，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主要是认真领会上级指示、了解战士思想动态，及时编写宣传提纲和调查报告；深入基层总结先进单位和个人经验。

    因为时代的变化，卫戍区担负的任务有了变化，原来所辖的4个师的任务也有变化，有的改为武警，有的归建老部队，我们警卫四师是原来63军189师，要归建63军（抗美援朝时期34岁的傅崇碧军长出色的组织了铁原阻击战，蔡长元师长率领189师缠住近9万联合国军，掩护大部队撤退，立下赫赫战功）到山西临汾驻扎、接替28军（28军移防山西大同）。

    奋战多年流血流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亲手建造的高标准的营房，还没来得及很好的“享受一下”（屁股还没做热），就要拱手相让；从熟悉自豪的北京卫戍区到陌生的野战军；而且是从条件优越的首都移防到落后的山西和破旧的营房（没有下水道、没有洗手间、没有暖气）。战士们的情绪波动很大。部队一方面请临汾的同志来做报告，宣传“上有天堂小西天、下有十八层地狱的花果城临汾”的“美不胜收”，一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和深入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师团都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我是其中之一），每天都要编写简报及时上通下达。那时的口号是“关键时刻过得硬”“拉得出开得动走得好”“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损坏一件公物，把美好的一切奉献国家”。

    当时面临新春佳节，我向团首长（团长张家尧、政委石立峰、副团长宋其敏、主任张同春、参谋长王海生）提出建议：1、开一个别开生面的团拜会，团首长给大家拜年，各单位出节目联欢，在北京过最后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春节。2、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到部队与大家合影座谈联欢，让战士们近距离目睹明星芳容。3、为每个干部战士照一张驻京留念照。4、利用关系，与有关部门联系，多找点好电影给战士们放。这些都得到团首长的肯定和战士们欢迎。

    当时的彩色照片刚刚兴起，照一张彩照是十分奢侈的事情，战士们十分高兴。我一下子从北京买回了一大包彩色胶卷，连续一个星期为全团干部战士拍摄留影照。随后，我赶到八一厂与导演景慕逵副导演金树生（1984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景慕逵曾带领《索伦河谷的枪声》主创人员到炮团体验生活）沟通联欢一事，他们欣然答应，第二天就赶到部队与团首长合影座谈，晚上在大礼堂与全团战士见面。我对导演景慕逵、副导演金树生、演员赵英、陶泽如、赵君、赵军凯、赵军分别作了介绍。并讲到：“曾经出演过金光大道、艳阳天主角的张国民（在影片中饰演男一号洗文弓）老师，这次因为档期太紧在外地拍摄，没有赶来，大家感到有点遗憾，但我和景慕逵导演特地邀请了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饰演《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祝新运、一位是当红歌星井冈山（景慕逵的儿子），他们将给大家奉献精彩的节目”战士们闻听一片欢呼。我邀请这些明星即席讲话后，请他们下台绕场两周与战士们握手相见，台下一片沸腾。因为，战士们做梦也没想到能这么近距离的与明星接触，而且欣赏他们的多才多艺。当时印象最深的节目一是井冈山的手持吉他演唱流行歌曲和金树生的京剧智斗清唱（一人饰演三个角色）。晚上吃饭时，一直不喝酒的祝新运说漏了嘴，说在老山战场喝过一斤白酒，王海生参谋长闻听与他用大碗对喝起来，王参谋长啥事没有，祝新运却烂醉如泥，回去后一连躺了好几天。我当时把明星在部队的掠影拍了照片放大后放到门口的橱窗里，没想到不到一天的工夫，就被战士们“偷走了”。

（1985年春节，八一电影制片厂《索伦河谷的枪声》故事片部分主创人员到小营营房与部队首长座谈，晚上与战士联欢。第一排左起：张同春主任、张家尧团长、著名导演景慕逵、石立峰政委、宋其敏副团长。第二排左起：张成德处长、蔡中华付参谋长、王海生参谋长、潘冬子扮演者祝新运、赵英、当红歌星井冈山。第三排副导演金树生、王国明干事、右一为宣传股长陈步峰）

    总得来说，部队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春节、可能是炮团文化史上的一个巅峰、一个印象最深刻的美好回忆，也是大家团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全团大联欢。因为到山西后，各营分散居住，再也没有全团联欢的景象了。我为当时做这么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感到很欣慰（战友们如今提起此事还对我连连点赞），也感谢团首长和政治处领导对我的厚爱与支持。

    到了山西临汾，团部住在屯里，四个营分别在东西四个营区。其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与北京有着很大的反差，但由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我在师组织科长张圣龙、团政治处主任张同春的指导下，与王国明、曹成发、胡景辉等先后总结了三个先进典型，一个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归来的英雄学生官赵元生、一个是舍小家为军营的指导员杨建，还有一个先进连队的文化建设。写作的材料多次讨论几易其稿，最后破天荒第一次用铅字印刷（部队还是传统的油印技术，铅印材料是找临汾报社帮的忙）数百份，分别上报63军和北京军区，先后被上级转发推广。我也因此受到师团首长表扬。这期间，我与自学成才的摄像师冯春旺合作拍摄录制了理论学习和法制教育系列教育片，供部队学习教育使用，还被推荐到师部。我也因此被评为优秀理论教员和优秀宣传干部。

    五、担任四营教导员，推动了部队文化建设

    1986年我到四营担任教导员，先后与魏永和刘德强营长合作。三个连队都严重缺编，而且12连在距离营部数十公里的襄樊，管理起来很不方便。好在营连干部尽职尽责，没有发生违纪和事故，军事训练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我和营长十分重视部队的文化生活，先后组织起篮球队、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和文艺队，由于经常性的开展活动，部队士气很高，与兄弟单位比赛成绩一直不错。我们还多次组织文艺联欢激励干部战士展示风采，在团里组织的汇演中，我们除了奉献独唱、小品外，还集体演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获得了第一名。四营虽然人数最少，但文化活动搞得最好，还建立了自己的小乐队，不仅培育了人才，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提升了部队凝聚力。

    （山西临汾公安局队长魏福太（时任炮团四营十一连连长）：。

    陈步峰老领导您好！今天凌晨刚刚仔仔细细拜读了您的——军营回忆录之五  又一次勾起了我84年11月调炮兵团四营十一连任连长后的回忆 让我久久难忘的您到四营任教导员，在您的领导下，在连队没有装备情况下 ，但是四营文化建设农副业生产搞得非常好呀，你还记得我小儿子魏伟参加团春节联欢晚会，表演的快板（孙悟空金轱辘棒；还有我们连聂建华杨大伟张金来跟我几个干部战士乐器小组合吗，还记得我们连种麦子 养蘑菇养羊养猪，是全团农副业生产先进单位吗，我因此荣立三等功吗，这个功劳应该计在您的名下的，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我们连打羽毛球吗，你的球艺总是高于我吗，还有跟隗勇营长打篮球吗？

    还有那年部队要求干部写个人自传，您对全营干部的自传不仅认真修改，还专门告诉如何准确地使用文字语言，如何用“五何要素”写稿子。我当时不会写东西，曾套用了“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高超的管理才能”。您给我开玩笑说“只有粟裕陈赓等将帅才配有这样的评语，而且这评语是组织的论定。我们基层部队干部，只能说初步具备了连队的指挥和管理能力，您看这样写是不是更加妥帖和实事求是啊”。对此我铭记肺腑，从此开始跟您您学写东西做演讲，至今记忆犹新受益匪浅。回忆太多了，历历在目呀，感谢老领导在部队的支持与关爱，帮助与教诲，你的恩情终身难忘，谢谢了陈步峰教导员，谢谢了！

    老部下魏福太于山西临汾）

（政治处历届主任缘聚北京探讨军营文化。王国明、李世儒、张同春、姚凯璞、张文艺、王云武、杨卫保、王自文）

（2019年10月21日。阔别40年的炮团政治处战友缘聚北京畅想未来。左起：鲁德祥、曲万德、张同春、常国华、王授名、常克哲、张文艺、陈步峰。鲁德祥老股长竟然没有认出我来。我随口吟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战友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为回报炮团的培育之情、战友的关怀帮助之情。2019年10月，我向每位政治处的战友赠送了一套书《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太行风韵》《快乐服务的心灵智慧》)希望大家科学使用人体使用说明书，保持健康阳光的心态，改变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余热生辉享受晚年)

    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使我逐步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和优秀政工干部，我把青春献给了部队，部队大学校培育了我的成长。部队多年的熏陶，使我养成的良好习惯作风思维习惯使我终生受益，为我35岁以后转业地方二次创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我创立传播服务文化，成为一名有一定功底的文化专家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