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注意策略，善于斗争。

    鉴于当时张国焘即将率领左路军南下行动，他显然无力制止，但也绝不去为错误路线冲锋陷阵。他决心以辞掉军中指挥要职，以“辞职，不干啦！”作为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抗争的第一个行动。

    9月9日陈伯钧去总政委处，想首先解决自己的工作调动问题。但未能找到张国焘，只好与刘伯承同志详谈一切。刘告诫他，此时亟须沉稳，冷静，静观事变进展，不可过激，授人以柄，造成不必要损害。又以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曾中生及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近日被张国焘秘密处死之事警戒陈伯钧，谨防张国涛暗下毒手。

    10日晩回军部，见军长正集合团以上干部准备讨论工作。在未讨论之前，就先将目前各种错误议论，给下面干部们宣扬了一番，内容大体如前。似乎是有意说给他听，对他施压，或借故挑起事端。使他更加感到路线斗争的火药味浓烈，更加坚定与之斗争的决心。但在此时，面对自己同志的横眉冷目，他没有奋袂而起，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沉稳镇静。他在当日日记中记载：“因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均告我以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之进展，又因我已痛苦思索了许久，终于使我想明白了，想通了。”他认识到问题的根子是张国焘蒙骗了广大干部。军中的种种错误议论，皆是由张国焘以多种蒙骗，一手造成。眼前的这些红军骨干都是久经斗争考验的好同志，只是受到张国焘的蒙骗而一时迷蒙，相信他们会很快醒悟过来。此时尤其要注意维护团结，注重斗争策略。既要对张国焘的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又不能伤害革命同志；既要坚持积极说服又要注意耐心等待。当下他虽有很多心里话要和同志们说，但觉得时机不当，不能轻易同大家交锋辩论，免得在革命同志之间增大不必要的隔膜和纠纷。所以他一方面决心辞掉军中指挥要职以示抗争，也是对受骗同志的一种有力警示；一方面有责任利用合适机会说明真相，揭露阴谋，唤醒同志，不能跟着张国涛的错误路线走。

    直到9月13日晚，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此时早有几位高级干部在张旁就坐。陈伯钧还没有落座，就见一个高级干部劈头盖脸发问：”陈伯钧呀，听说你反对我们张总政委？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沒有好结果！”久经沙场、九死一生的陈伯钧，连死都不怕，何惧此等恫吓淫威。张国焘见气氛紧张，假惺惺地说：“坐下！坐下！有话好说。”接着，坐在张国焘身旁的某高级领导就几个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开始质问陈伯钧，并对其进行斗争。质问的内容，据陈伯钧日记记载，不外是在干部中大肆散布的问题，即“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团北进问题，五次反围剿及其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等问题。”

    此时陈伯钧既没有被对方居高临下的气势所压倒。也没有被高级领导咄咄逼人的质问所激怒。看到这些同生死共奋斗的革命同志，被张国焘欺蒙得如此之深，他心情沉重。一种共产党人强烈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激励着他，必须要用铁的事实说明真相，揭穿阴谋，打破蒙骗，护卫党中央，维护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要乘此答复时机，将几天来憋在心头必须要说的话倾吐出来，让同志们尽快猛醒，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关于五次反围剿和突围问题，陈伯钧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使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红军扩充高达十余万人；第四次反围剿，虽有左倾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红军依然沿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得重大胜利；他必须要明确地说出，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是左倾临时中央执行的错误路线，完全排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使红军遭受到了巨大损失。仅惨烈悲壮的湘江一战，就使红军人数从开始长征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幸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事指挥中的核心地位。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局面立即打开，经过一路冲杀血战，红军突破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正反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政治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啦，人少会很快变多；路线错啦，人多会很快变少。现在有人肆意夸大红军的损失，将红军开始是的8、9万人夸大说成30万人，搞到现在不到2万人，就说红军被搞垮啦，中央路线出错啦，这是不合实际的。与长征之前相比，红军人数虽少啦，但军事路线正确了，核心领导坚强了。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浴火重生，如虎添翼，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旺盛的革命火种。他们以一当十，以十生百，连打胜仗，直到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非但没有夸，反而更强大啦。当前，两军会合，力量更强。这正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大好时机。毛儿盖会议党中央又做出正确决议，共同北上，抗日救亡。此时发生路线分裂，破坏来之不易的团结和大好局面，怎不叫人痛断肝肠！

    关于提拔四方面军的干部问题，陈伯钧必须要说出的事实是，两军会合之后，中央让张总政委取代周恩来同志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两领导任中革军委委员、分别兼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事实足以说明中央对四方面军干部是高度重视与信任的。此时若借中央人事安排说事，拨弄是非，挑动对中政局的不满，是泯灭良知，毫无道理，是党的组织纪律所绝不容许的。

    关于提出的一、三军团北上问题，谁是谁非，陈伯钧看得很清。他也必须要说事实是，在面临日寇侵华，国家危在旦夕，党中央决计北上，抗日救亡。右路军坚决执行毛儿盖会议决议，急切等待左路军前去班佑会合共同北上。等了几天不见结果，大好战机皆被错过。明明是左路军违背中央决议，背向日寇，坚持南下；反而污蔑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向着抗战前线开进的右路军是逃跑!正义焉在？党性何存？北上是我党为挽救民族危亡，顺民意，得人心，如鱼得水，定会在新的斗争中得到更大发展；南下是违背民意，失掉民心的，如鱼脱水，还能有什么出路可言？

    关于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陈伯钧没有做出正面回答，陈伯钧只说“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考虑，不能随便（引自陈伯钧日记）”，但在陈伯钧的心中，他是深有感触的。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没有形成有一个成熟坚强的党中央，路线上出现了很大错误，让红军指战员为此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遵义会议后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政局，开始有了成熟坚强的党中央，军心如愿以偿，让人由衷的高兴！本应加以很好地珍惜和维护；可现在的情势，正确领导核心刚刚形成，就有人别有用心对其无端指责，肆意中伤，以改造之名妄图改掉，如此缺乏深思，不顾大局，甚为随便，这怎不让人痛心?令人难以容忍！

    陈伯钧把想说又必须说的真情实话，理直气壮、毫无保留的一口气讲完，自觉淋漓尽致，一吐为快。在场的几位领导，听了陈伯钧说完充满正气的真实情况和肺腑心声，将做何想？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听到真相，可能会振聋发聩，猛然觉醒；有的可能会发生共鸣，茅塞顿开，不时暗暗点头；有的会从开始时的愤愤不平，转而面有悦色，不时透出赞许的目光。但总然不会无动于衷，如前一样地继续迷蒙下去。唯有张国焘听后感到如坐针毯，满脸愠色。最后他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拿出权威，决定让陈伯钧暂调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看他的态度转变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面对张国焘的政治威胁，陈伯钧心如铁，志如钢。9月14日，总部通知他调离九军，只许他只身去总部，不准帶一点东西，连从五军团帶来的乘骑和作战望远镜也被没收。警卫员前去交涉被打。故意刁难，令人发指。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言：“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事。若说政见不同，而须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廹所不能屈服的！只有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共产党人折服。”

    9月中旬，经再三交涉，陈伯钧被分配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他到了刘伯承同志身边，依然坚定乐观地投入新的革命工作，继续坚持斗争，坚信正道必定战胜邪恶。他赋诗抒发心志：来时草正青，忽而遍地金！何时甘露降，青上更加青！

1936年时陈伯钧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南下失败，无路可走，被迫北上。由于朱.德.、刘伯承极力提议和军事指挥工作需要，1936年2月11日陈伯钧带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

    6月初，陈伯钧与红六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等老战友会面，详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事实真相以及开”锁口”会、妄图隐瞒  事实真相等情况，六军团领导人听后即刻将此重要实情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对兄弟部队的封锁和欺骗，对顺利实现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7月，萧克调任二方面军副总指挥，陈伯钧被任命为六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在信中称赞他为红军干才。任弼时同志充分肯定他对党的政治路线一贯忠诚的高贵本质。

红二方面军领导合影。
中排坐者右起：左权、任弼时、贺龙、陈伯钧、贺炳炎
中排坐者左起：朱瑞、卢冬生、王震、甘泗淇；

1937年5月15日延安，红二方面军部分将领合影。
右起：陈伯钧（时任军团长）、关向应、王震、萧克、甘泗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