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冠病毒的肆虐，催生了一支42000余人逆行者为之前行。40余天的奋战，逆行者们与当地白衣天使们共同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感动了无数国人。2003年的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的甲流等大灾大难来临时都离不开他们，这是我们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到的感动。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更如是。

    一

    史料记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主力部队为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约2000余人，加上红军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约3万人。同时还把转移前住在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和突围转移初期负伤的重伤员约2.5万余人（有学者说3万余人）也留在了中央苏区各红军后方医院。

    自1934年10月10日、12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离开瑞金后。

    10月14日，北路敌军第六路军第八纵队进占兴国县城；10月26日，北路敌军第三路军罗卓英部进占宁都县城；

    11月1日，东路敌军第九、第十师进占长汀县城；

    11月17日，北路敌军第七十九师占领于都县城；

    11月23日，东路敌军第三师占领会昌县城。

    至此，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最后失陷。

    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带领留守的红军部队坚守到1935年2月中旬，最后分九路突围，所剩余部藏匿于周边山林。期间的四个月间，留守在中央苏区的3万红军几乎全部殉难，其惨烈、悲壮场景不亚于主力红军在湘江一战。期间死亡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有：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在宁都小布岩牺牲；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牺牲于瑞金黄鳝口；粤赣省苏副主席邓学林牺牲于会昌县；中共一大代表、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在长汀县水口跳崖自尽；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时为苏维埃执行委员、教育委员（部长）瞿秋白被俘后在长汀县城就义；原中央政府内务部长、《红色中华》主编周以栗在安远县牺牲；中央分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牺牲于闽赣边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牺牲于信丰县上小埂；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司法部长梁伯台受伤被俘后牺牲于大余县城；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在江西会昌县牺牲，还有赣南省苏副主席王孚善等。

    战斗中的红军部队和身体健康的党政干部如此遭遇，那么留在中央苏区治病的2.5万余红军伤病员境况如何呢？

    1934年12月28日项英在给朱德、周恩来和博古的报告中说：“由十月二十日到现在出（院）四千余人，残废与重伤已分散到群众家里在，瑞西地区还有八九千轻伤病员，赣南河南共有一万以下，杨殷二千以下，兴、胜之间千余人。”

    也就是说除出院者有可能归队投入战斗外，其余主要是分散在群众家里。

    《中央苏区史》如此描述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国民党的“三光政策”和复辟统治：“国民党军为彻底消灭红军，在被占领的原中央苏区实行野蛮、疯狂的“三光政策”。他们每侵占一地，就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武装，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报复，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屋换石头，人要换种”，“斩草除根，诛灭家族”。敌人屠杀苏区人民，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割舌头、割耳朵、穿铁丝、灌辣椒水、破肚取肠、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等数十种酷刑”。

    我想，国民党军的如此做法，主要是针对苏维埃党政军干部及红军战士的，这也是“分散在群众家里”的2.5万余红军伤病员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如此死法比战场上的瞬间死亡更加可怕与恐怖。

    看到这里，人们不竟要问，还有留下来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的医护人员呢，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遗憾的是，现有史料没有记载。

    二

    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医院，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中建立与逐步发展起来的。1928年10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在吉安东固根据地创办的东固红军医院，是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医院。1929年3月14日，红军进占福建长汀县城，城内有一座英国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后为新中国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同情红军，自此成为一所不挂牌子的红军医院。1933年初傅连暲将福音医院从长汀城迁至瑞金朱坊村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后改称为苏维埃国家医院）。

图1：中央红色医院旧址---瑞金朱坊村

    经过逐步发展，各军团除设有野战医院外，随后还与各省军区一起调整和扩建了后方医院，还有残废院、休养院，专门收治难以在一个半月内好转的重伤员和疑难杂症患者。

    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给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中指示：“所有重伤员一个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医院（九堡下宋），务于10日午前10时送完。”

图2：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后方医院第三所（菱形印章）向江西河西区仓库借谷“伍佰斤”。 票号057328，票幅11×17cm。

图3：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后方医院第五所（菱形印章）向瑞金县河东区借谷“壹佰斤”。票号116538，票幅：12.5×20cm。

图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后方医院第二所（菱形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伍佰斤”。票号052240，票幅：11×17cm。

图5: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后方医院第四所（菱形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501007，票幅：11×17cm。

图6：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后方医院第三所（菱形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168569，票幅：12.5×20cm。

图7：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后方医院第四所（菱形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511520，票幅：11×17cm。

图8：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后方医院（大圆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516243，票幅：11×17cm。

图9：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后方医院政治处（圆形印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505261，票幅：11×17cm。

图10：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后方医院第一所（菱形印章和钟茂昌私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511520，票幅：11×17cm。

图11：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后方医院第四所（菱形印章和黄得胜私章）向某地群众借谷“壹佰斤”。票号119294，票幅：12.5×20cm。

    笔者收藏的以上10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均为红军不同后方医院或同一后方医院不同所处向中央苏区群众借谷出具的借谷凭证。它可以为以下三个方面作证：

    一是为苏区的军民关系作证。当年的苏区民众在艰苦卓绝的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苏区民众不仅要把自己的子女或丈夫送到炮火连天的枪林弹雨中去，还得自己勒紧裤带吃糠、吃粥，吃杂粮和野菜来充饥，把“保命”的粮食节省下来支援红军，是为割股奉亲之精神。

    二是为苏区鼎盛时期红军有多少后方医院作证。现有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说有七个，有的说有十个。上述票证的用印上出现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八和第十5个后方医院。由此可推断，后方医院可能是按自然数列的顺序来设置的，故十个后方医院之说应是对的。

    三是为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白衣天使”作证。以上十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只有二张借谷单位在借谷证方框内填写了在什么地方借谷，其余均未填写借谷地点。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布告第六号》---红军临时借谷票办法和“红军临时借谷证”票面上的第二条说明：“持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取谷子，借到后要盖印”可以作出判断，另外八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其使用时间是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并且是在无法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里借到谷子的时候，向当地群众出具的借谷证。（关于“红军临时借谷证”印发时间与目的，使用对象与条件及停用时间，可详见笔者2018年5月分别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和《中红网》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与相关史实考究笔记》一文）。

    由此可见，2.5万红军伤残人员初始是分流到各个后方医院，由留下的医护人员为其医治。为解决粮食问题，由各医院出具“红军临时借谷证”，向当地群众借谷子。但随着留守部队越打越少，中央苏区不断沦陷。2.5万红军伤残人员及其医护人员如何安置，也就成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一项大事。项英于1934年12月28日向朱德、周恩来和博古的报告中说：除出（院）四千余人外，“残废与重伤已分散到群众家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