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被逐步提上日程，针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比较突出性问题：即权大于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完全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人民对于“依法治国”的理解相对较为片面等等。毛泽东的宪法法治思想、人本法治思想、刑法法治思想、守法法治思想等众多法治思想对于这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有的突出性问题的解决指导意义很大。毛泽东法治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讲，有利于推进依法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有利于人民群众主动投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利于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高度凝练的“四个有利于”，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内涵，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

    （一）有利于通过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体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对贪污腐败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力求达到党内“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党内良好氛围。从而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社会良好风尚。提倡对于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对于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可以说，贪污腐败属于一个十分棘手的全球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甚至有些地方被形容为塌方式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针对此问题进行全方位的严肃整治，下大气力力求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下大决心“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与此同时,我们毫不动摇地把党内的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使党内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总结来说就是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这是对党章的根本遵循，同样也是“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属性之一和内在要求。从我们以往走过的路来看，往往都是纪律问题在前，作风、腐败问题紧随其后。所以，要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多在“咬耳朵”、“扯袖子”、“诫勉谈话”方面做工作，筑起纪律和规矩的坚固防线，避免党员领导干部滑向腐败的深渊，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滋生的通道。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我国贪污腐败的滋生土壤依旧存在，中国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而复杂。我们目前的反腐“战役”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充分发挥出了“不敢腐”的威震作用，初步显现出“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这些工作很好地对贪污腐败分子形成有效打击，遏制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势头，增强了人民对党的支持和信任，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决心。

    遏制贪污腐败态势“严”字当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曾一贯主张实践第一的观点，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只有如此，才能凭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光芒，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理念，坚持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立场方法，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使贪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保持一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不动摇。否则贪污腐败问题就会在整治后再次卷土重来，造成更大的范围不可逆的危害。毛泽东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法治思想，陈述了贪污腐败问题“严”字当头，常抓不懈，绝不姑息。可以说，这为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强大的精神支持以及不竭的实践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帐！”毛泽东法治思想中有关于依法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思想是我们当今反腐倡廉工作的有力解读与遵循。为我们当今的“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借鉴，为我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纯洁性并赢得党心、民心打下坚实基础，为中国今后的依法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艰巨任务吹响了号角。

    （二）有利于以抓“关键少数”的方式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树立中国社会主义宪法法律权威

    “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建设任重而道远。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的进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攻坚克难，可以说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发展。但在如今的中国，“权大于法”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也就是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还没有完全保证在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中的运行。存在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以及“以权压法”、“在法律之外”甚至“在法律之上”的现象及问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党内腐败问题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使党和宪法法律的权威性遭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所以，面对如此局势和形势，树立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树立和尊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行使权力和权利。宪法和法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制定出的，并且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付诸实施，是中国全体人民意愿和党的主张的集中体现，所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必须要活动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拥有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抓“关键少数”。毛泽东在其宪法法治思想中着力强调：宪法是国家的一个总章程，在众多国家法律中重要性居于首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需要注意的是，“依法执政”的前提是“依宪执政”，也就是要依照宪法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主体多种形式地对社会进行管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防止少数别有用心之人以“依法治国”的名义，“党大还是法大”这样似是而非的伪命题试图否定和割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着力实现“依法治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那么，如何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有效地树立我国宪法法律的权威呢？一方面，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培养一种全民的法治精神，守法意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抓住所谓的“关键少数”，也就是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这些都是经由党员领导干部的行动及工作来得以实现和体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多次提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需从“全面从严治党”做起，“全面从严治党”既强调针对于所有党员，也同时突出了要抓住“关键少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力求发挥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上行下效的作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力求做到“高悬法律的明镜，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

    毛泽东的宪法法治思想强调在宏观战略上树立宪法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亦在守法法治思想中强调在具体战术上要由党员领导干部提高自身认识，加强自身法治意识，带头遵法守纪，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其法治思想中既突出“主要矛盾”，又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当今，针对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权大于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党也适时地提出要以抓住“关键少数”为重点和重心的“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以点代线，以线代面的辐射效果和乘数效应，坚决维护中国当代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很好的继续和发展，是毛泽东法治思想当代价值的体现。通过对毛泽东宪法法治思想和守法法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中的“带头守法”的法治思想的良好借鉴和解读，使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极大地加强了自身法治意识，“全面依法治国”法治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拥护。有助于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

    （三）有利于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原则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投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治中国”需要全体公民共建共享。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其讲话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其中的标志性改变之一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提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政治情怀。而且中国如今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换。正在下大气力逐步营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格局。”可以这样讲，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进来，正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而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中之重的法治建设，也必然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与维护。受到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的持续影响，大多数中国人民在法治建设中往往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人民始终没有十分充分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主体性地位，以及自身所拥有的、被赋予的人权和人民主权。所以，一直以来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弊病，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并不知道自身所具有的权力和权利，知道了不去争取，去争取了不彻底。这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阻碍了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