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七十年代的遭遇

    到了一九七0年时，劳改局说我表现好，可以释放，但必须要下农村“接受群众专政”。因此，我回到原藉绍兴。

    我是绍兴城里人，但是他们让我下放到绍兴柯岩公社劳动，靠挣工分过活。

    记得当时一个正劳力是十个工分，我只拿四个工分。每天为二角四分，做了一年，连口粮都赚不到，成了名不副实的“倒挂户”。到了年底结算下来，竟然还欠了生产队76元。

    到了一九七三年，柯桥公社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将我叫去造房子。

    我的工资按生产队的最高工分比照的，也就是在建筑队里拿了工资，然后，再向生产队购买口粮。那些年，除了生产队购买粮食换工分以外，我每天还有三毛钱的补贴（一个月有九元的补贴费）。由此，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了。

    在设计队时，我曾设计过云集酒厂（东纪酒厂）。这个设计不错，天津的一家企业听说了，也想请我设计一家类似的酒厂。于是，他们叫我帮着设计厂房。

    我到了天津，不料，这下出了大问题，绍兴公安局的一个造反派向上面汇报了。他们将我叫回来，说道：“以后你有什么活动，要通过我们，不能到处乱跑。”

    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说，我过去有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毛主席不是说，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

    对方说，你这样说是对的，不过，以后如果要离开绍兴，到外地做事，一定要通过我们（造反派）。

    1975年，我成为绍兴县柯岩公社建筑队的工程师。

    1976年，“四人帮”打倒了，我所在的柯岩建筑队更名为“绍兴县第二建筑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杭州办事处，我成为杭州办事处的技术负责工程师。

    到了1978年，叶剑英委员长公布了反革命分子全部摘帽的文件，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于是，我向杭州法院打了报告，请求平反。

    不过，一直过了十年，到1989年才给我正式落实政策。

    自此以后，我的职称也有了（工程师）。记得我1989年的工资是500元，比一般工程师拿的钱还要高一点，因为我在绍兴的建筑行业已经有点名气。

    1993年，柯桥镇政府发了文件，我退休了。

    那年，我在浙江金昌房产公司当总工程师了，只是退休待遇尚未落实。

    我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直到2012年，我打报告给浙江省黄埔同学会，向统战部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落实政策。而今，上级给我的退休待遇是按“解放前参加工作”人员比照的。

    从那时开始（2012）一直到今天，我真正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已经九十一岁了（2016），身体好，福气不错。

    一直到六十多岁才结婚，妻子伴我走过二十多年的路程。虽说我们没有亲生子女（前二年老伴过世），但是，现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我，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的继子、干女儿，在我拿“低保”的时候就经常来看我，时常给我烧了小菜过来，还帮我料理一些家务事，陪我聊聊天。

    大家（干儿子、干女儿）彼此之间有默契，不用讲，每个星期都会有人轮流过来。当然，浙江省黄埔同学会、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常常过来看我，尤其是社区人员、志愿工作者，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此再次深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