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主席与红军大学部分同志合影（第二排右第2人是刘型）

1946年刘型为东北军政大学校刊题词

    一.“随营学校”——长征中的党校、军校

    我党历来重视红军中的教育、培养工作。在中央根据地产生的“随营学校”是从过去的“学兵队”、“教导师（团、队）”等演化而来的。

    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将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如同我们的党校、如同我们的军校。

    “随营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教育方针、教育原则上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

    红军在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地长征。在长征途中，为了培养干部，“随营学校”的建立就更加迫切、就更加急需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刘型任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后勤部政委，在渡湘江的战斗中，红五军团断后，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保卫中央机关及主力部队过河的艰巨任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这时，刘型被调到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政治部担任秘书长。

    4月红五军团成立了“随营学校”刘型又调到“随营学校”任政委。

    刘型带领的红五军团的“随营学校”的年轻战士们，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在四渡赤水、抢渡乌江等战斗中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学员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5月，红军长征过大凉山，刘型给学员们讲述，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噬血结盟的故事，带领学员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群众。

    6月中，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继续向北挺进，进入了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夹金山的主峰4930多米，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

    当地有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当时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朔风呼啸，雪花满天，温度骤降。战士们在过金沙江时，把仅有的冬衣都送给了当地极度困难的老百姓，现在要过雪上了，战士们都穿着单衣、脚上穿着草鞋，要翻过雪山，简直是太困难了！

    刘型按照湘赣苏区人们吃辣椒、吃生蒜的御寒的经验，叫学员们多带一些辣椒、蒜头，准备过雪时用。“随营学校”的学员们和红军的大部队一块攀登神仙也难翻过的夹金山了。山上狂风呼啸，大雪扑面，无路可寻。刘型组织学员们发挥团队的精神，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大家手拉着手，弯着腰，5、6个人，结成一个蘑菇形状的人环，迎着暴风雪，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移动。他要求学员在中午太阳下落之前，必须登上最高峰，然后下山，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极度困难之中，“随营学校”的战友们，登上了夹金山的顶峰了，学员们又冻又饿，行动十分艰难。为了迅速地离开夹金山，刘型鼓励大家说：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再努把力就能战胜它了。他组织学员们，要向滑雪一样，向下滑。有的人在屁股下面垫着斗笠、有人垫着草鞋、有人垫着背包，大家朝着山下，跌跌闯闯、连滑带滚地向下冲去。

    翻过雪山后，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了。不久“随营学校”的学员们欢送了政委刘型。他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随后经朱总司令提议，他被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

    刘型在一方面军红五军团所带领的“随营学校”胜利地完成了抢渡乌江、过大凉山地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各项战斗任务。“随营学校”成为了一个坚强地战斗集体。这就是我党在长征中的党校、军校。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个党校、军校——即“随营学校”为各部队输送了经过艰难险阻考验的英勇的红军干部、战士们，这些干部、战士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革命事业的火车头、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在长征途中二方面军关于要干部和办“随营学校”之事，请示了中央。

    1936年9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红军第二方面军状况，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说：因为远征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人来，并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

    1936年9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中，专门提到了“随营学校”

    毛主席回的电报中说，“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随营学校”在各部队中以及在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随营学校”在战火中流动办学、办教育，有效补充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二.我党历来重视教育

    我党历来重视教育，在中央红军的湘赣根据地就办起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长征胜利到陕北后叫“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刘型曾在“抗大”既学习又教课，教：中国革命问题这一课。

    1942年6月27日刘型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农村调查序言二】以后”的文章。这是他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

    文中写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军内普遍发扬一种作风，就是部队到达一处，就要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至进一步武装群众，建设政权，分配土地。

    第一着就是向群众进行调查，部队分出去后，第一步应报告的（三日内）就是当时社会情况的调查所得，其次才是工作部署（指地方工作），社会调查一有延误，就要受到指责。……刘型把红军时期的调查研究的好作风宣传、贯彻到延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抗大”迁到东北，叫“东北军政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校长、政委：林彪，副政委：吴概之，副校长：何长工，教育长：陈伯钧，组织部长：邢亦民，政治部主任：刘型。“东北军政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东北知识青年，为我党解放全中国输送了急需的人才。

    在全国解放前夕刘型为军政大学校刊题词：“为人民服务到底”，他在《军政大学》、《群众》、《学习与斗争》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如：“东北青年应走的道路”、“青年应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再进一步认识与改造自己”、“接受李闯王的经验教训”等，以培训青年，教育干部。

    1946年，东北军政大学的干部傅琨在《学习与斗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永远记住刘主任的话》。其中讲到：

    “刘主任给我们作过报告，告诉了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干部的方法，其中有四条最重要：

    1，我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要无限的忠诚。要忠诚为革命奋斗，一直到死，不要半途而废。
    2，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群众的困难，不要脱离群众，还有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
    3，要有创造性，……不要因碰一点小钉子而失望，要看清楚整个的革命事业，去克服困难，要从失败中创造经验，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锻炼自己。即使工作胜利时，也不要骄傲自满，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
    4，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不要做有害于革命或违背党的政策的事，不要为了个人利益而违犯人民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及组织的利益。

    这些事情，我都牢牢地记在心砍上了……，我要永远记住刘主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