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延安上山下乡运动主体——北京知青，进行更为准确的认知和分析，2015年七月底，陕科大“织青”团队不远千里赴首都与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期间有幸得到周总理之侄周秉和的接见，并听其讲述当年的知青经历。

    眼前周秉和伯伯，平头短发，国字脸，肤色略黑，笑起来时有两个明显的酒窝，和中学课本上出现的周恩来总理的确有些相像。起初，我们比较忐忑，略显羞涩，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说错话，手中的采访稿被攥成一卷长条。周秉和伯伯似乎察觉出我们的紧张，起身坐到了我们旁边。“看得出来你们此次采访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用紧张，就当平日聊天一样，有啥说啥。”。于是乎，我们放下心里负担，整理思路，与周伯伯交谈起来。

    1969年1月9日，年仅17岁的周秉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火车，此番离家，不知何时能归。远行的途中，他心中回荡的不仅是毛主席“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更有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反复叮嘱“要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时刻记住你就是普通人，不要向外界讲自己是总理的亲属。”

    “一下子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是最艰苦的西北农村。一开始，大多数人是没有多高的觉悟，但是有共通的一条准则，那就是要生存。要生存，我就要劳动，才能挣工分，靠家里寄钱来养活自己根本不可能。”周伯伯说到。回忆起在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时，看到当地村民每日把各种杂粮，还有碾压剩出的麸子、糠煮在一块儿当主食，丝毫不见一点儿油花或是荤菜的影子，感觉辛酸的同时，最初的伙食都难以下咽。

    “我不能辜负伯父伯母对我的期望！”。在多次自我鼓励下，周伯伯开始跟随村里的农民一块儿下地干活，由于虚心向村民请教，每天起早贪黑做活，周秉和很快就掌握了农活的基本耕种技巧。年纪轻轻，远道而来的周伯伯在连日来的劳作中逐渐消瘦，住在他隔壁的大婶于心不忍，把自己做的为数不多的馍馍送到他手中，望着热气腾腾的馍馍，当时的周伯伯就坚定只要呆在农村一天，就会尽全力帮助老乡。

    尽管辛劳一直伴随着周秉和伯伯的插队生活，但也抵挡不住机遇的悄悄来临。由于在农村的良好表现，插队的第二年底，一直立志当解放军的周秉和伯伯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获得前去新疆军区当兵的机会。当他第一时间把自己当兵的消息分享给伯父伯母时，却被告知父亲在接受审查，自己现在已经违反了征兵政策，必须马上回到插队地。面对巨大的晴天霹雳，周秉和伯伯只能打道回府。就是在这段黑暗期里，亲人的鼓励发挥了巨大力量，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在百忙之中时时来书信，哪怕是在周总理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时还不忘寄些许钱来给侄儿。拥有了亲人的全力支持，周秉和伯伯从失望的阴影里走出，在第二个插队的地方河庄坪公社枣园村大队，一如既往的恪守本分，务农做工，直到1972年返回北京，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