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王三川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今天写此文纪念缅怀我父辈的革命事迹，以激励我们的下一代。

    王三川生于1911年2月26日，原名王顺芳，在1927年-1937年与革命烈士殷夫、陈元达等在上海、广州、南京、浙江等地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时曾用名王涅夫、王征夫、王玉田、王田、陈一新、赵新民等名。1938年-1942年用王三川之名在浦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1945年在余姚打入保安团时用王培良之名进行革命斗争直至牺牲。

    王三川小学毕业后在他叔父的资助下，于1925年暑假考入了同济大学机师科。入学之后受革命烈士尹景伊事迹的影响与同班同学陈元达共同关心国家大事，一起勤奋学习，在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卖国政府疯狂镇压群众的“三、一八”血案，由于参加上海市各界市民三万人集会，沉痛悼念北京的死难烈士后被学校当局除名之后，他与陈元达等一批同济同学乘船离户转学到广州，并受到当时的国民革命政府所派的代表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和欢迎，被安排在广州电讯学校（这是一所新设立的隶属黄埔军校的专门学校）。他一到该校组织上就要他负责共青团的组织工作，于是他一面学习电讯业务，一面担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培养和物色发展对象。

    1927年春，正当北伐队伍胜利进军时，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反动派也在广州实行了“四.一五”血腥镇压。他与陈元达接受党组织安排离开广州。8月10日他俩同时第二次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同年9月18日殷夫也被同济大学招生录取。由于彼此抱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三人成为挚友。同年10月经张荫堂的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组织上派他在校内外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奔走于吴淞、宝山、江湾、虹口、闸北等地，组织进步师生通过各种方式以贴标语撒传单办壁报等开展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同时还联络方若愚、宋名适、张启行等十多名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在同济大学中学部宿舍四楼九号，他的房间里发起成立进步团体“潮声社”，创办了油印刊物《潮声》半月刊，并为此刊写了发刊词。在顺利出版四期后的一天晚上从吴淞中国中学回校的途中被反动派当局逮捕，后经党组织研究通过我祖父等亲戚出面营救保释。出狱之后，在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改名为文化支部）由潘汉年为书记和支委阳翰生的领导下，他担任党小组长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28年8月殷夫被捕入狱，王三川和陈元达也因敌人的追捕被迫离开学校。10月殷夫被保释出狱回乡，组织上安排他和陈元达去殷夫的家乡浙江象山。 在此时，他用王顺芳、王涅夫、王征夫之名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三人都在县立女子小学任代课教师。他认真讲课，关心学生思想教育。他和殷夫、陈元达一起导演学生排演《逼债》、《小小画家》等剧目，无情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相继离开象山，王三川重返上海后党组织安排虹口多伦路“新宇宙书店”，公开以店员身份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在此期间，殷夫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革命的热情激越，诗情澎湃，开始了红色鼓动诗歌的创作。王三川此时以王征夫之名与殷夫经常保持着联系。1929年2月7日“新宇宙书店”突遭国民党军警查封。因有人告密，王三川在敌人搜查时以共产党嫌疑再次被捕，在狱中他改名王玉田顽强坚持斗争。后经组织交涉，祖父等亲戚出面，以三百块大洋的赎金将他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又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奉令去英商上海公共汽车公司从事开辟工作，并以售票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勇敢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秘密建立工会、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后援团等组织。1929年11月他参加了全总在上海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之后他积极组织英商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罢工自1930年4月19日开始持续达25天之久。终于迫使公司让步，答应了“增加工资，废除行车苛规”等要求。殷夫也在4月25日署名莎菲作《暴风雨的前夜---公共汽车电车大罢工》文和作《五一歌》诗，署名徐白作《冲破资产阶级的欺骗与压迫》文。殷夫用情绪激昂诗歌与王三川（王征夫）参加组织的罢工运动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文一武地相互配合。这次罢工引起资本家的不满，为此英商老板指使巡捕去逮捕王三川。党组织获悉后及时安排他安全转移。1931年王三川的亲密战友殷夫、陈元达先后遭敌人逮捕杀害，他内心充满愤恨和悲痛，以前仆后继的决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劳苦大众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933年按党的指示，他打入京沪区铁路局（今上海铁路局），于次年春天担任工会党团书记，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频繁往返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上海松江、嘉兴、杭州之间，深入站场寻铁路基层单位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

    1934年6月在一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搜查中，被查出身边的革命宣传材料，当即被逮捕。被逮捕后，经祖父等多方奔走找上层关系，和杜月笙、顾嘉棠设法营救，但均无结果。1935年1月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他七年徒刑，押至南京中央陆军军人监狱关押。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条件下，经祖父等的再次营救，他于1937年4月被保释出狱。获释出狱从南京回上海浦东三林堂老家后，他立即给中共上海办事处写信，汇报狱中斗争的经过，并请党给他分配工作。1937年6月下旬一天，上海办事处派他去延安学习。同年7月8日他抵达西安，7月19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在筹备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7年10月底，经过紧张而又系统的两个多月学习，他被安排回上海，并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调派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兼任上海难民收容所联合办事处，任教育科科长。

    1938年经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组织动员党员和有觉悟的革命青年去浦东加强领导发展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他曾先后在凇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担任政训员、特派员、大队长等职，与日军伪军进行了卓越和艰苦的斗争。在此期间又动员和带领自己的弟弟王联芳设法以经商形式采购枪支弹药，提供经费。他在永嘉路282号开设飞达脚踏车行，在楼上设立革命联络点。掩护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姜杰、浦东工委书记金子明和三五支队朱亚明等人开展工作。在此期间还动员张妙根以设卡、收税等形式，为我党淞沪游击对“三五支队”筹得巨款和购买枪支弹药。

    1941年根据中央华中局和谭震林同志指示，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经路南特委安排他曾打入虎穴“镇海水上警察大队”任大队付，并想方设法取得了日寇的海军通行证。这样他和一批党员巧妙地控制了这个海上门户，从而给敌人的严密封锁捅开了一个缺口，使中共领导的五支队的地下运输和人员往来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1942年张妙根通过王联芳征得王三川同意后与宁波日本特务机关余姚联络官稻垣孝接上关系，然后担任保安团团长。经王三川、路南特委金子明的意见和要求，由弟媳陈金娟陪同张妙根的母亲及妻子一起先去余姚。在张妙根站稳脚跟后，王三川、王联芳才去余姚，并分别担任保安团团副（代号SX，公开姓名王培良）和军需主任（代号SW）。张妙根虽是保安团团长，但为人正直，有情有义，有民族正义感，爱国热忱，同情抗日的军人。在王三川的工作下，在此期间我敌工委派出周一民、张德兴、张志杰、李学民、严政、陆浦生、顾洪福、何望若、陈澎、陆修明、茅鸣涛、叶大栋等人打入埋伏在日伪余姚保安团团部和几个大队中，又将懂日文的葛兴同志（别名倪兆雷代号XO,人称倪翻译）打入日特机关余姚联络部当翻译，为我们取得了大量情报。将扬金标（代号是OO）当了该部的情报员。对敌工委派出的政治交通袁啸吟、方琼、洪舒江、顾敏、林雪、张应谦、肖东（都是中共党员）等都尽力予以掩护，保证了这些同志的安全和提供工作上的方便。

    有不少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因工作需要必须经常出入日伪据点，但最大困难没有通行证件，为此我三伯父又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不少通行证件，使我们的同志能及时自由地出入于根据地与敌伪据点之间，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保证了安全。

    1944年1月日本驻余姚的特务机关突然接到命令，派日伪部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四明山根据地发起“扫荡”。王三川得到消息后，便派洪舒江同志火速将情报送到四明山，使中共浙东区党委从容地制定对策，避免了损失。

    王三川工作积极主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帮助根据地克服困难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前往上海、宁波等地采购纸张、西药等，为日伪所统制的禁运物资，以“跑单帮的名义秘密将这些物资送到根据地。对于被战俘的“三五支队”指战员，他总是设法营救，以逃跑为名将他们放走。原三纵队大队长蔡葵就是由他转告张妙根，让蔡葵在伤愈后派人把他秘密送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