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当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先驱性必然隐藏着危险性。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具有先驱思想的人们总是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反动势力总是利用其掌握政权的强大和民众的尚未觉醒而拼命绞杀先驱者及其思想，就像旧事物总是试图扼杀新事物一样具有顽固的反动规律性。因此，先驱性寓于危险性之中，而危险性又反衬着先驱性的坚定、难能可贵和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不是吗？一个李公朴倒下了，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赞美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历来就有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人。指的就是先驱人物的先驱精神。没有先驱就没有千军万马，没有第一声响雷就没有暴风骤雨。这就是李公朴们民主思想的先驱性产生的榜样作用。

    3.关于革命性。所谓革命，笔者认为就是用批判的精神和战斗的行动，对包含文化思想在内的一切旧的社会现状和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革。或者说铲除旧的社会体系的命根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与秩序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

    当然，革命的方式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之分。前者用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后者用议会形式辅以思想斗争形式进行。李公朴的革命方式主要以非暴力革命形式、辅助配合暴力革命。这是由他所在的政治党派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更是他考察了中外世界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规律，在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正确选择。一部中外社会制度史分明的地告诉人们，暴力革命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往往又成为新的独裁者。李公朴对此有亲身参加北伐战争并目睹胜利成果被独裁者窃取的切身体会。但是，议会的、思想的、批判的方式，并不影响李公朴进行民主革命的战斗。他说“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到底不是像黑夜转成白昼那样自然而至的。这要经过人类的血斗，中国大众……怎样来担负起战斗的任务呢？”（《人民的公意》）；又说“我们不怕国难深重，我们只问有无牺牲赴难的决心”（《如何纪念国庆》）。这同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如出一辙。诚然，鲁迅、李公朴们在非暴力革命中吃尽了独裁者的暴力苦头，因此他们从心底里赞成并在行动上支持正义的暴力革命，自己则坚定不移地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革命，这就是与其革除国民的身体疾病，不如革除国民灵魂疾病的道理。只有唤起民众，彻底治疗民众的心理疾病，才能有社会制度的根本革新。这也是李公朴在社会革命中为什么特别注重社会大众教育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看来，李公朴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就是带有鲜明思想文化性质的彻底的革命性。

    4. 关于爱国性。有人说爱国性人人有之，其实非也。衡量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有无爱国性，不仅看其宣言而更要看其行动；不仅看其在和平时代更要看其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外族入侵时代的表现。君不见中国近现代社会，每当外族侵略时，有多少在和平时代高喊爱国的分子，届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汉奸卖国贼。笔者曾整理抗战史编纂抗战英雄事迹书籍，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中充当汉奸、“伪军”的不计其数，由此认为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受弹丸小国欺侮和抗战之所以须持续长达14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正如李公朴先生所说：“汉奸有他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多汉奸，是中国社会内部利害分裂得太厉害”（《新的进攻的特点》）。当然这众多的汉奸“伪军”中，有社会各阶级人士，上到国家高层领导人和大资产阶级，中有地方各级官员、中产阶级，下有许多迫于生存的社会底层平民阶级。上、中层阶级充当汉奸卖国贼有其必然的阶级本性使然，固然十恶不赦，下层平民阶级尽管有情可缘，但无论如何充当汉奸也不可饶恕。

    爱国性必须以无私无畏为品质基础。李公朴本为一介平民子弟，如果他是一个只为个人着想的“识时务者”，完全可以不涉足政治，不搞民主运动，不同统治当局唱反调，至少可以“随大流”而埋头个人奋斗，也许一生过得并不会差；或者他再世故一点，投机一点，接受政府的“赏识”和许以的高官厚禄，岂不更加荣华富贵？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但高昂着爱国、爱民、民主、革命头颅的人生道路——从求学中因闹学潮而被多次开除；北伐胜利后私放当局通缉的革命者；愤慨于当局的背叛革命而毅然脱离胜利者的队伍；出国留学考察世界而专注民主制度，到回国后公然违背政府和占领者意志，冒着生命危险在反动统治区、敌占区、抗战前线奔走呼号，演讲动员、考察调研，公开发表有悖于统治当局的政治主张，甚至以其一介书生的身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带有建国纲领性的《中国政治问题讨论大纲》、《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等纲领性宣言文章；公然将执政当局视为仇敌的边区称为“革命的摇篮”和“新中国的雏形”等等，不遗余力、奋不顾身地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甚至为爱国而蹲大狱、为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而履遭迫害直至年仅44岁就被暗杀，献出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源于李公朴思想中贯穿的包含民主性在内的爱国性。

    爱国必然追求民主，追求民主就是爱国。这是因为国家的兴衰存亡，最终都与民众命运悠切相关，所以爱国的实质就是爱民，民主的实质就是爱国。爱国性是建立在民主性基础上，从国家利益高度来体现爱民的思想本质。这就是李公朴民主思想的第三个显著特征。

    5. 关于理论性。理论性是指某种思想、观念、论点领先于其涵盖领域的实践，经过形成条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浅入深等六大思维程序，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使之产生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思维升华，形成并证明能深刻地揭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观点、论点甚至学说，来启迪、引导、指导人们对某种客观事物深化认识、提高觉悟、付诸行动，从而创造新生事物的某种思想的理论特性。“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领袖的一句名言，它诠释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尽管不仅在革命领域。

    李公朴民主思想的理论性是不容置疑的。他一生所作的无数演讲、通讯、杂感、撰写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都是针对中外社会中人们尚未认识或者认识较为肤浅的事物，将纷繁复杂的社会想象及其认识，进行上述六大程序的思考分析、加工提炼，将错误认识纠正为正确认识，由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用以指导自己和大众“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这样的“革命行动”。
理论性又与系统性相辅相成。理论性必然包含系统性，系统性又充分体现理论性。一种理论观点，假如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东扯葫芦西扯瓢，既形不成系统，又谈不上深度；没有深度也就不是理论，充其量只是只能治标不治本的观点看法而已。一般民众对于某一事物，有时也会阐发一些观点和看法，甚至具有一定个性。但往往是单一思维的产物，是针对事物某一角度的片面认识，因而是似是而非的。这就不能称其为理论。而李公朴的民主思想具有形成系列的丰富内涵，其内涵的外延即各个理论组成部分相互论证，具有揭示事物发展内在规律并指导实践的理论深度。因此其系统性证明了其理论性，其理论性又包含了系统性。这就是李公朴民主思想的理论性特征。

    6. 关于实践性。实践性是指某种理论的实用价值。即某种理论对于指导其所涵盖领域的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李公朴强调“我们不要仅作一个空谈理论的政治家，必须作一个有实践活动的革命家”（《致民大同学的公开信》）；哲人说过，理论即使再高深莫测，犹如阳春白雪，却并不把它付诸实践，就一定和者盖寡，成为空中楼阁；有一句运用哲人思想的现代名言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就是实践性对于理论正确与否的验证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实践性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又是错误的。那么，李公朴的民主思想理论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有用呢？究竟是不是真理呢？这从李公朴一生运用其理论，指导自己和民众所进行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或者从“李公朴时代”到今天的时代，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中，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思想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及其推动，是完全有用的，因而是十分正确的。当然，这个实践检验，并非仅指李公朴个人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个真理指导，也非仅指李公朴一人民主思想的真理指导。而是经过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实践，依据了包括李公朴民主思想在内的社会民主思想体系的指导。

    实践性又同真理性不可分割。实践性检验真理性，真理性离不开实践性。今天，中国人民终于在包括李公朴民主思想在内的真理思想体系指导下，经过了自他以来60年的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社会实践，普遍开始认识到民主这个事物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作用，一场新时代意义的民主“革命”或曰民主建设浪潮已经风起云涌于中华大地。这就是包括李公朴贡献在内的民主思想体系实践性及其真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效应。

    五、结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李公朴民主思想体系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由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型社会平民，倾其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把个人追求完全融入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追求，而形成的同鲁迅思想一样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呈现民主性、先驱性、革命性、爱国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等鲜明个性特征于一体的国家和民族政治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研究、继承和发挥这个精神财富的本质特征和巨大作用，对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大业，构建现代化和谐社会，具有社会发展层面上的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6年3月初稿，7～10月修改，11月改定）

    参考文献：

    《李公朴文选》复印件
    《李公朴传》 周天度、孙彩霞，群言出版社，2002年8月
    《伟大的民主战士李公朴》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6年7月
    《李公朴的故事》 江建文、杨斌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该文曾获常州市社科资助课题和优秀成果、民盟江苏省委优秀成果、常州市优秀统战研究成果，编入大地出版社《公朴颂》一书正式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