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朱老师来到了铜鼓县城。县委宣传部的邱副部长热情接待了我俩，她30多岁、中等个子，长得漂亮。她对我们的活动赞赏有加，并请我俩吃了晚饭，尤其令我俩感动的是，她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腻，在为我们点好菜后，又守着厨师做好，她说怕饭店人员掺杂使假坑害外地人。直到菜做好全端上桌，她这才放心离开。还叮嘱说，在县城有事请与她联糸。她的热情和细致令我俩——来自外省的普通农民感受到一种到家的感觉，铜鼓县并非产铜，也不加工制作鼓具。乃传说这里从前曾天降一块巨石，色似铜，形如鼓，故名铜鼓。然而就是这个地处江西西北边陲、面积1548平方千米的山区县，在85年前擂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鼓点”——红五军两次上井冈山，两次攻克铜鼓县城。红军每到一处都打土豪、烧田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1928年10月中旬，也就是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后，在铜鼓县的幽居村（与平浏交界），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政负责人和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万（载）五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史称“幽居会议”）。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湘鄂赣边界前段斗争经验，并确定了建立湘鄂赣边界根据地的方针。会后，红五军进行了整训，并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从而为红五军重上井冈山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铜鼓是红五军战斗的地方，又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这是毛泽东的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诗句，其中的“修铜”就是指江西的修水、铜鼓两县。

    提到毛泽东在此地领导秋收起义，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遇险的故事：

    1927年4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为了向国民党讨完血债，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6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行至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国民党团防局清乡队扣留，在押往团防局途中，毛泽东急中生智把身上的4块银元往地上一抛，趁团丁哄抢银元之机，毛泽东连忙跳进一口茅草茂盛的水塘一直躲到天黑，团丁们搜索未果便撤离了。毛泽东此时鞋也弄丢了，脚也伤得历害，但毛泽东顾不上这些了，连夜翻山越岭赶路。当逃至铜鼓境内的排埠乡月牙湾时，又得到了两名纸工的掩护。次日，毛泽东安全抵达铜鼓县城，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官兵举行出征阅兵仪式。

    2009年，铜鼓县在距县政府左侧150米处（当年秋收起义阅兵旧址）建立了占地面积40亩的秋收起义阅兵广场，广场中央矗立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上书“秋收起义阅兵纪念碑”9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第2天早晨7点钟，我俩与从修水赶来的卢成锡在阅兵广场汇合了。我们仨人一边谈着从平江县长寿镇分别后的一些经过，一边围着广场参观。

    在纪念碑背后的纪念林园里，屹立着一尊毛泽东挥舞手臂造型的高大铜像，生动的再现了1927年9月11日早晨，毛泽东在铜鼓县城大沙洲检阅部队宣布起义，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情景。标志着毛泽东带兵打仗的军事生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这次阅兵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阅兵。

    在广场前侧右角有一痤花岗石“铜鼓”雕塑，“铜鼓”直径有99厘米，“铜鼓”下面是高2米、宽99厘米的正方形石座，一般成年人须伸手才够得着鼓边。鼓上斜架着一支石雕步枪。据碑文载：1927年9月，毛泽东在铜鼓领导秋收起义时，用过一支汉阳造步枪，编号是“8341”，后带到延安，进京后，此枪授予中央警卫团。

    卢成锡对步枪的编号感生兴趣，他说：“真巧，毛主席享年正好是83岁，担任党主席的时间正好也是41年。”

    我和朱老师一听，觉得也是。看来冥冥之中确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

    但这座“鼓、枪合一”的雕塑，更有深层的含义：

    1927年9月15日，在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受挫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损失惨重的第三团由浏阳上坪回师铜鼓排埠休整。在排埠的三天二夜时间里，为伟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思维空间，“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糸列战略思想开始萌芽，为 “三湾改编”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坚定的理论基础。

    1927年9月17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离开铜鼓，踏上文家会师、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历程……

    正当我们伫立“铜鼓”前浮想联翩时，一个50多岁的大婶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娃径直走了过来。她背起孩子，仰首教她说：“孙崽，摸摸铜鼓吧，它能保佑你平平安安，保佑你将来考上好大学。”

    女娃很听话，果真伸出小手在铜鼓上摸了又摸……

    见我们都在盯着她们祖孙俩，这位大婶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吧，告诉你们吧——铜鼓是我们县的吉祥物。当年毛主席来铜鼓能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有神鼓的护佑呢。”说到这，她指了指上面的“枪”，又道“它上面又架着毛主席用过的枪，而枪能镇邪呵！——所以呀，摸摸铜鼓，保你一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说罢，她牵着孙女往外走，走了几步又返身叮嘱我们一遍：“铜鼓灵验呵！”

    我们报之一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位江西老俵的热情，感受到她对家庭幸福和望子成龙的期望，更感受到她对毛主席的敬仰。

    回味着她的嘱咐，再凝望着身边巍峨的秋收起义阅兵纪念碑和这座鼓雕，我们不由心潮激荡……平安幸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活着就得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奔头！当年毛泽东、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谋求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新世界么？！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他们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伟岸的英灵，在为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我们默默地祈祷着、祝福着……

    想到这，我伸手摸向铜鼓……

    ——朱步成也在伸手摸铜鼓……

    ——卢成锡也在摸铜鼓……

    ——一些游客也伸手……
　　
    铜鼓非铜，道是无声胜有声！

    之七 千秋万载

    13日上午，我们离开铜鼓县城，来到了万载县的仙源镇。

    万载也是千峰叠翠、万壑藏秀之地，境内800米以上的山峰有36座，最高山峰1400余米。和铜鼓县一样，万载也与湖南浏阳接壤，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份。

    万载可说是与红五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9月初，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时，在万载大桥（今双桥镇）遭敌伏击而被迫返回平江、铜鼓边界；同年11月底，红五军主力第二次上井冈山时胜利攻占了万载县城，歼灭了县城的反动武装，活捉并镇压了县长、县公安局长等一批反动头目，还缴获了不少布匹和银元。除了自用外，红五军还把部分战利品作为会师礼物送给了红四军。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黄公略率领教导大队，在万载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进行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五抗”斗争。1929年8月，彭德怀、腾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从井冈山返回湘鄂赣边境，又一次攻克了万载县城，与在边界打游击的黄公略部会合。红五军的几次万载之行，大大地鼓舞了万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1929年秋，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一路转战也来到了万载县城，在这里，毛泽东发布了进军文家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的到来，更使红军声威大振，出现了“风展红旗如画”的局面，万载及整个边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提起万载，就不能不说到仙源。仙源又叫小源，距县城50公里，距铜豉25公里，是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山沟小镇。当年红五军就是由铜鼓经仙源进军万载县城的。这里虽说是个小山窝，但在湘赣鄂革命史上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巩固万载、铜鼓、修水根据地，积极向东南方向发展，使之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实行武装割据。1932年4月12日，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从修水迁至万载仙源。在这里办起了兵工厂、造币厂、工农银行、红三医院等，还创办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治学院第五分校，还主办了《红旗》、《战斗日报》等报刊，仙源成了当时湘鄂赣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小莫斯科”之称。1933年9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围剿”，仙源亦在其列。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情况下，1934年1月，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被迫撤离，向铜鼓、平江边界转移。至今在仙源还有30余处旧址、旧居保留完整，省委和省苏维埃旧址在1959年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万载县革命根据地旧址作为现代重要史迹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这里旧址较多，我们仨人决定分开拣重点参观，再一起交流。朱、卢俩人分别去了省委、《红旗》报社等旧址，我则去了省苏维埃旧址。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在仙源镇桥头王家大屋。该屋座东朝西，左右两幢并列相衔接。青砖青瓦，木梁列架。在两幢中间之走巷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时书写的标语，左端是“馬克思之路”，右端是“列寧之路”。1932年8月，“省苏”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第二届省苏执委，彭德怀被选任副主席。

    在参观的人群中有位头发斑白、佝偻着身子的老汉在一个十二三岁男孩的搀扶下，在走廊里缓缓地观看着，还一边向孩子说着什么。在后幢右厢房一间挂有“彭德怀办公室兼住房”木牌的房子前，老人伸出瘦弱的手抚摸着格子木窗，神情严肃，自言自语：“彭德怀，好人、好人哪……”

    我好奇地上前与他搭上话：“老人家，您是本地人吧。”

    老人回过头来，打量着我。

    我向他亮明自己的身份，还把手里的队旗展开给他看。

    看来，老人有些文化，他一字一顿地呤念着队旗上面的每一个字，未了，他抓住我的手，迭声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好，好！”之后。他告诉我，他叫叶文宣，今年75岁，是本地人。也许是站得久了，腿发酸的缘故，老人在门槛上坐下来。喝了一口水后，他又给我讲述了一个温暖他家几代人的故事：1928年秋，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由平江南下，在奔赴井冈山的转战途中，来到了万载仙源。红军打开土豪的谷仓，敲打铜锣，召开群众大会，让四乡群众来挑粮。据父亲讲，当年公公婆婆均已去世，而他只有10岁，与70岁的瞎眼祖母相依为命，婆孙俩当然背不动谷子。后来彭军长知道此事后，亲自挑了两袋谷子送上门。彭军长还拿着祖母的手，亲热地说，天下穷人多富人少，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一定会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的！

    我的笔在笔记本上“沙沙沙”的记录着，心里异常的兴奋。是啊，从平江一路走来，我们沿途采访过不少群众，可是每每问及解放前发生在当地的有关革命斗争故事时，不是摇头就是摆手，几乎一问三不知。我们很是失望，不是常说勿忘历史吗，而建国还不到70周年呀，人们怎么就淡忘了那段红色历史呢？！今天真是幸运，总算让我碰到了这个叫叶文宣的老人，听听，他的父辈竟然与彭总还颇有渊源呢。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又如饥似渴地追问道：“那么，您还知道彭军长或红五军的其它故事吗？”

    老人看了我一眼，不无感慨地说：“难得你有这份热情和认真。咳，现在这年代让我怎么说好呢，如今的后生伢子有时间宁愿打牌搓麻将，也不愿听我这老头子唠叨过去那些事，嫌我烦人！——而你不愧是走文化长征路的，就是不一样，好吧，我就还给你讲个关于彭军长枪毙乡支书的故事吧。”

    时间也是1928年9月，彭军长率领红五军来到仙源后，立即组织老表们办农会、建立赤卫队，打土豪，烧田契，山里老表人人扬眉吐气。时间不长，红军就把小小山村闹得红红火火。

    一天，彭军长正在军部翻阅文件，看到几份老表的控告信，说是八区书记齐少古私吞胜利果实腐化堕落，不管百姓疾苦，纠集一些贼男贼女，成天饮酒作乐，使农会成了他齐家的天下，百姓奈何他不得，彭军长看后，心里非常气愤，恨不得立即派人去把齐少古抓起来。可是冷静一想：证据呢？要是冤枉了一个好人怎么办？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彭军长想出了一条妙计——

    第二天上午，八区陈坑村来了一位讨饭的中年汉子，只见他戴着一顶烂斗笠，衣裳破旧，手柱一根打狗棍，两眼却恫恫有神，他边走边问，不一会便来到齐少古住的那幢高阶屋前，只见吊环大门敞开着，往里一瞧，正厅上正在大摆筵席，一个头上歪戴礼帽，身穿长袍的人坐在上首，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倚在他身边，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围着桌子，正在吼叫着行酒令。看到这一切，门外这个讨饭汉子不由皱了皱眉头，向跟上来的几个人耳语一番，然后自己迈上台阶，跨进大门，径直朝里闯去。他的出现自然是扫了厅内众人的酒兴，只见歪戴礼帽的人离开桌子，来到他跟前，眼睛一瞪，骂道：“你瞎眼啦，这里也是你来的地方吗？滚滚滚！”

    讨饭人说：“我是想来参加农会的。”

    “歪帽子”一听，不觉仰头大笑：“哈哈哈！你一个要饭的，也想入农会？好啊，但得先拿两桌酒钱来！“说着，一只手伸了过来 。

    讨饭人惊讶地问：“啊，你是哪家子共产党？入农会还要收酒钱？

    “我是哪家子共产党？告诉你，齐——少——古，怎么样？没钱就赶快滚蛋！

    “呀，你就是齐少古，失敬，失敬，我给你钱——”讨饭人说着，丢掉打狗棍，摘下烂斗笠，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到齐少古面前。齐少古见此人还真有钱，不由眉开眼笑，忙把纸包抓到手里，一层一层打开，但他万万没想到，包里竟是一张公文纸，上面写着两句话：“要问我是谁，军长彭得怀。”公文纸下方盖着一个红五军军部的朱红大印。

    齐少古顿吓得魂飞魄散，脸刷地变得煞白，跪在地上，头捣蒜似的直叫：“彭军长饶命，彭军长饶命！”彭军长双手叉腰，威风凛凛，叫跟进来的俩个战士把齐少古押回军部审讯。

    经过审问，齐少古招认了全部罪行。下午，农会四处张贴布告，列出齐少古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农会规章、欺压百姓、腐化堕落等罪行。经彭军长亲自批准，判处齐少古死刑。

    枪决了齐少古，纯洁了农会组织，恢复了党在群众中应有的威信。陈坑一带的农会组织比以往更加巩固和壮大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为彭德怀同志视恶如仇、执法如山、为民除害的高贵品质和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感到敬佩！

    大概是佘兴未尽，不待我问话，叶老竟又哼起了当年在万载苏区广为传唱的一首名为《初来彭德怀》的民谣来：

    初来彭德怀，成立苏维埃，人民欢欢喜，斗米又斗柴。

    （斗：方言，凑拢来的意思）

    我当即被叶老的情绪所感染，也是为他刚才讲述的彭德怀枪毙齐少古的故事所感动，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了一遍。可能是江西跟湖南相邻的缘故，在笔者所在地——湘南，也通用“斗”字之方言。所以，吟唱这首歌谣，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斗米又斗柴”唱出了老区人民对红军领袖的拥护和爱戴，也唱出了受苦受难的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追求平等、自由、翻身作主人之新生活的热情！
　　
    可能讲话时间长了些，老人“咳咳咳”地咳嗽起来。其孩子连忙懂事地伸手在老人的胸口搡摸着。缓了口气，老人又对我说：“前些日子，我重病了一场，看来来日不多了。今天又领着孙子前来这里瞻仰，缅怀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顺便给孙子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说完，老人向我挥挥手，然后在孙子的搀扶下，步子蹒跚地离开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叶文宣老人拍照留念，不巧手机没电了。我感到无比的惋惜，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叶老健康长寿，好让更多的人从他口里聆听到来自85年前彭军长和红五军在万载的革命故事，并让这些故事世世代代地传唱下去。
　　
    下午，我们离开仙源来到县城。

    到县城己是5点多钟，我们径直来到了距县政府200米的“湘鄂赣革命纪念馆”。该馆原本于1960年建于仙源，但为了更好地宣传湘鄂赣革命斗争史，于1983年后移至县城。在1967年春，“文革”高峰时期，该馆也蒙受“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罪名，而遭到空前浩劫，馆内大量珍贵文物、史料被毁。馆里的管理人员也被下放劳动。1980年拨乱反正时，万载县对纪念馆进行复修，并重新对外开放。

    走出纪念馆，我们又来到位于城西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凭吊革命先烈。此时夕阳西沉，火红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9、9米高的纪念塔映射得金光闪闪。塔顶矗雕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组合图案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红旗在霞光中愈发通红，就象一团火苗在熊熊燃烧……在轰轰烈烈的10年苏区斗争中，万载人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有5956人献出了生命。在国民党的疯狂“围剿”面前，万载苏区人民没有屈服，仍积极参军参战，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和3600多名红军……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告慰英灵：你们安息吧！你们为之付出生命的热土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人们正满怀信心、意气风发迈步小康，而你们的英名将千秋万载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之八 龙江里闪烁的“眼睛”

    据资料介绍，当年红五军主力在万载休整3天后，从西门出发，经萍乡宣风到达莲花县，与毛泽东、朱德派来迎接他们的何长工取得联系。1928年12月11日下午，红五军经三湾、古城来到宁冈新城与在这里参加冬训的红四军胜利会师（2000年5 月，经国务院批准，取消宁冈县的行政级别，纳入井冈山市管辖。原宁冈古城、宁冈新城。现分别为井冈山市古城镇、井冈山市新城镇。本文出于回顾历史需要，仍沿用老称谓）。

    我们这次活动的三支队伍计划于16日上午9时在砻市镇的会师桥上会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15日下午赶到砻市；而万载到砻市还有200公里路程，而我们只还有2天时间，光靠两条腿走路显然是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何况我们沿途还要作一些采访和调查等工作，所以我们只好决定坐车赶路。

    14日，我们仨人告别万载，经萍乡市到达永新县城。

    永新，位于井冈山东北面，与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只隔着一座七溪岭。县内山势险要，水陆两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毛泽东曾指挥工农革命军四战永新。他还利用战斗的间隙在该县的秋溪乡作了社会调查，并写下了上井冈山后的第二个调查报告《永新调查》（之一是《宁冈调查》）。——“调查研究”是现如今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尤其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常把它挂在口头上，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在共产党内最旱倡导和实践调查研究的，是毛泽东。还在求学时期，青年毛泽东就一把雨伞、一双布鞋，利用假期到农村搞过社会调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一头扎进湖南农村，用30多天的时间，走访了长沙、湘潭等5县，对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 的种种责难之词。《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分别写地1927年底和1928年初，是毛泽东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为党制定农村土地革命政策而做的基础性工作。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6月来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曾杷这两个调查材料送给他看。解放后，杜修经回忆了当时对待这些调查材料的态度：“我一看，这些写在商人帐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由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作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功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知道我没看懂，很是失望。”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两个调查材料，却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不幸遗失。毛泽东对此也是非常惋惜，他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了调查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来到永新，第一站当然是到贺子珍纪念馆参观。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贺子珍从小颇具新思想，她先后上过小学和教会学堂。由于贺子珍有才华，有勇气，加之容貌秀美，人称“永新一枝花”。她是永新县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部长。1927年4月，中共永新县委成立时，贺子珍被任命为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并和其兄贺敏学、其妹贺怡同被选为县委委员，一时被称之为“永新三贺”。1928年5月，由袁文才作媒，贺子珍与毛泽东结为夫妻。是年，她18岁，毛泽东35岁。

    离开贺子珍纪念馆后，我们便去了永新县史志办。为了较全面、较准确地了解当年红五军上井冈山的路线和其革命斗争故事，我们每到一站点，史志办是我们必去的一个政府部门。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从平江一路走来，沿途的史志部门对我们的重走井冈山会师革命路的活动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我代表文化长征队向沿途的史志部门真诚地道一句：谢谢！

    永新县史志办在县委大院后幢办公楼的3楼，我们左拐右拐转到史志办时，已是下班时间。党史办一位姓李的女主任接待了我们，她30多岁，很和蔼。听了我们的介绍后，她很是惊讶，并赞扬道：“你们的活动很有意义。在人心浮澡的今天，你们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泛其身地沿着红五军的足迹上井冈山，实在难能可贵。值得学习！”虽然她的夸奖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足见她对我们活动的认可和肯定。接着，她又询问了文化长征队的一些组织情况，也许是为了验证，她边问边打开桌上的电脑，当看到网上连篇累版有关文化长征队的消息报道后，对我们更加敬佩。她坚持留我们吃晚饭。并同时请来了一位在当地一中教历史的张老师作陪。在饭席间，朱步成和卢成锡俩又讲起了2004年重走长征路的一些故事，李主任和张老师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由对我们这个属于民间组织的文化长征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表示退休后也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也要去走一段旧路，感怀一段历史，陶冶自己的情操。他（她）俩说得很认真，我们仨更是非常的高兴，本来滴酒不沾的我，还是忍不住往杯里倒了一点点白酒，为我们的文化长征队若干年后将增加俩位来自江西永新的新队员 ，干杯！

    15日上午，我们慕名来到了永新三湾。

    三湾是个由陈家、钟家、李家和三湾街组成的村子，处于湘赣边界的九陇山下，四面环山，环境优静。由于它地处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之处，可说是一处几不管的地带，虽偏僻但较安全。1929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一路跋涉来到了三湾。据何长工后来在回忆录中介绍，连日的行军和打仗，使部队大量减员，有牺牲和打散的，有逃跑、开小差的，加之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得部队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悲观主义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于是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要休整，当然得找一个较安全的地方。毛泽东把找地方的任务秘密交给了何长工。何长工当然不敢怠慢，他沿途找了不少地方，最后在永新、宁冈两地党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如愿找到了三湾这个地方。毛泽东在这里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为期3天的改编，原本一个师的建制缩编成了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部队人数不及改编前多，但人员精干了，特别是在整编的同时，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连以上军队设立党代表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改造旧式军队的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它对日后人民军队的茁壮成长发挥了积极而又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现在三湾村已是三湾乡政府所在地，这里建立了三湾改编纪念馆、纪念碑、红色碑林等设施，还恢复陈列了毛泽东旧居、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旧址等。

    来三湾旅游的人不少，我们在三湾呆的时间仅3个小时 ，就看见来了好几拨组团来的游客。游客纷纷接过我们的队旗合影留念，这让我们仨人很是骄傲和自豪。

    在三湾枫树坪的古树下，也就是85年前毛泽东给不愿留下继续革命的官兵发回家路费的地方，我们又研究起如何去砻市的方案——没有直达车从三湾到砻市，需要转上几趟车，行程约40里，车费每人要20多元。而此时我身上已无分文，食宿费、车费都得由他俩包办了（言明会师后再向罗院长他们借钱还上），而现在朱、卢俩人也是捉襟见肘，自身难保了。为了省钱，这几天早餐，我们要么只吃1元钱面包，要么干脆不吃，早餐午餐一块吃……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像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一样，抄小路从三湾直插古城再到砻市。

    然而从三湾走小路道路崎岖，岔路很多。于是，我们在三湾走访了一位叫扬贵福的老人，向他了解这段山路的大致情况。扬老今年83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为我们画了一张路线图，标明了沿途的一些主要村子名称，哪里该往左拐，哪里应朝右拐，林林总总交待了10多分钟……

    下午1点钟，我们从后山上路了。弯弯曲曲的山道转得我们晕头转向，这不，虽然有路线图在手，但是地广人稀，岔路又多，在永新与井冈山市交界的一座山梁上的三岔路口，我们拐上了右侧一条山路，一走就是500多米，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樵夫，被告之这条路通茶陵县！——啊呀！我不由倒抽一口凉气。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古城了，我们却南辕北辙，冤！我们三人立马向后转，一溜小跑回至原来的三岔路口，向中央一条路上走去。

    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叫坳里乡坳里村的地方，这里已是井冈山市管辖范围。按照扬贵福老人绘的路线图，这里是个岔路口，左侧通古城，右侧去砻市。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询问路边一个菜农后，便放心地朝左侧的古城方向走去。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当走了20几米远时，卢成锡忽然提议：“我看还是不去古城了吧；若去了，今晚就务必在古城住下来，而古城到砻市有18公里，显然明天上午9时无法赶到砻市会师；至于红五军军部驻地——宁冈新城就更去不成了，从古城至宁冈新城还有15公里呢！”我和朱老师仔细一想，觉得也是。于是一致同意取消古城、新城之行，直接去砻市镇。

    我们一步一回头地掉头向砻市方向走去。踏着红五军的足迹来到了井冈山，却不能到古城、宁冈新城这两个革命旧址去实地瞻仰一番，心里不无有些遗憾。卢成锡边走边叹道：“又有两个重要地方没去，总觉得欠圆满。这回实在是挤不出时间了，不然的话，我一个人又要去一趟。”

    卢成锡是个认真的人，更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记得在平江，我和朱老师去了黄金洞，而他却独自去了修水县。这是因为修水也是红五军活动过的重要地方。1928年7月30日撤出平江县城后，红五军向平江、修水边界转移，于8月6日进占了江西修水县城。这是红五军占领的又一个县城。红五军捣毁县衙门，打开监狱救出被关群众，没收了地主豪坤的浮财，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在红五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修水县委和修水县工农兵政府。虽说不到一周时间，红五军被迫撤出县城；但修水一直是红五军打游击的区域。同时，修水又是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驻扎地。1927年9月9日，第一团就是从这里进入平江长寿街的。——修水这样一个在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革命老区，我们这些重走井冈山会师革命路的文化长征队员能不去吗？！于是，小卢坚持要去。可问题来了——我们的行程安排是从长寿镇进入黄金洞乡再直插江西铜鼓县。红五军是在黄金洞接到省委指示后挺进井冈山的。所以，黄金洞是我们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点”，不能不去！而修水不在我们的行程安排之列，且修水与我们的行程呈三角之势，如果步行去的话，就得多走两三天，这显然与总行程时间相冲突。小卢便想出了一个拆中的办法——我和朱老师按原计划进入黄金洞，他一个人搭车去趟修水县，而后在铜鼓县汇合。朱老师是我们平江队的队长，他当然也不敢擅自作主，因为这不仅是时间问题，还牵涉到安全问题，试想，人生地疏的，他单身一人，万一遇到什么事怎么办呢？朱老师用电话请示总颔队罗范懿；得到允许后，我们这支三人小队11日上午在长寿镇“分兵”：小卢一个人去了修水。13日上午8时，我们仨人在铜鼓县城汇合。小卢又提出他要返程回黄金洞去看一下，他不想落下每一个点。当我们告之，铜鼓没有直线车去黄金洞，只有车到长寿，再转车到黄金洞。这样一来二去的，又要花上二三天时间时，他这才只好忍痛割爱，说可惜了。

    小卢这次上井冈山，和8年前重走2500里长征路一样，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掏出笔记本记录当地的革命斗争史和相关风土人情及地方特色。这次他把他侄子新买的一架3000多元的照相机也带来了。他说以后也要出本书，记录他参加文化长征活动的点点滴滴。短短几天，他就用了2本笔记本。每到一个点，他的笔记本上都要盖上2个章子，一个是当地的邮戳，一个是当地政府部门（或乡镇政府或史志办或宣传部）的大红公章。政府部门盖章时，小卢还要求人家同时写上一句宣传革命精神或介绍地方特色的相关话语。

    小卢还画了一张路线图，每到一个点，都要用线条连一下，等活动一结束，全程路线图也就大功告成。小卢说，这是一份踏着红五军足迹上井冈山的“地图”，很有纪念意义和珍藏意义，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

    而今又有两个重要“点”未去，虽说小卢的“路线图”照样可以串连起来，但毕竟没有亲身莅临，总感觉有些美中不足。其实，我和朱老师又何尝不是如此心情呢？

    ——古城，一个一边傍山、一边临河的小集镇，因曾经是宁冈县古县城所在地而得名古城。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了古城，当晚在古城的联奎书院召开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三次前委会。一次是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作出了退兵的决定；一次是在三湾作出了部队改编的决定。现在部队到了井冈山下，是去是留，需要作出最后的选择。会上，余洒度等人坚决反对进山，他振振有词地说：“进攻长沙是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难道钻进这深山老林，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能夺取政权吗？”毛泽东耐心地明之以理：“现在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敌强我弱。敌人占据统治地位，控制着大中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强。我们当然不能拿鸡蛋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我们要避开强敌，在敌人力量弱小的农村去，就能求生存、求发展，最后打败强敌，夺取胜利。”……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除少数人外，终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抉择。

    ——新城，是宁冈县城所在地，它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井冈山斗争初期，敌军500余人盘据于此，形成了对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于是，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了攻占宁冈新城的战斗。结果大获全胜，史称“新城大捷”。

    1928年12月中旬，在何长工的引导下，红五军经古城来到了宁冈新城，于是，新城这个远离平江800里的赣南山城一度成了红五军的“新家”。

    ……感叹归感叹，但我们都明白，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这次分三路重走井冈山会师革命路活动也是“准军事行动”啊！既然有规则在先，就得无条件服从。总不能为了自己的行程圆满无缺，而各唱各的调，置总队的行程计划于不顾吧！我想，彭德怀老人泉下有知的话，也会理解我们平江队“过家门而不入”的全局观念吧。当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井冈山这个新家，屁股还没坐热，就遇上了湘赣两省敌军重兵“会剿”井冈山，红四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的严重局面。彭德怀、滕代远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顾全大局，担负了固守井冈山的任务，结果，红五军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然，我们今日的“微牺牲”与85年前红五军的“大牺牲”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意思相通啊！

    赶到砻市，已经6点多钟，山城里已是万家灯火。砻市是朱毛红军会师的地方，所以也是我们重走井冈山会师革命路的三支队伍会师之地。我们顺河而上，来到会师广场。霓红灯把偌大的广场照得如同白昼。广场上热闹非凡，有近200人在悠扬欢快的音乐声中，尽情地跳着“广场舞”，还有自弹自唱、自我陶醉的广场歌手，更有来来往往看热闹的人……

    站在广场中的会师桥上，我们仨人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仰望着身边高耸的井冈山会师纪念碑，再看看广场上载歌载舞的人群，我仿佛又看到了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的热烈场景。

    1928年12月10日，彭、滕率领红五军终于来到了宁冈新城，来到了他们神往已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操着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热情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一起战斗了！”彭德怀非常激动，虽然他和毛泽东可谓是同饮一江水的湘潭老乡，但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他听说过毛泽东；发动平江起义时，他欲效法毛泽东；而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耳闻目睹根据地的革命气氛后，他更敬佩毛泽东啦！从此，他成了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30余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毛泽东向初上井冈山的彭德怀仔细讲述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为何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目前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恰恰是彭德怀在起义后遇到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红五军中有些人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不清，把消灭封建剥削和资本剥削当作一回事，在政策上对地方和资本家也等同视之。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给他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

    12月14日，在宁冈新城举行了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主席台两侧张贴着陈毅同志撰写的一副对联：

    在新城，过新年，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彭德怀说得很谦虚：“井冈山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她是中同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朝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 我们一定还会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军，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夺取最后胜利的！”话音一落，两军将士掌声雷动。

    但是大会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由于台子搭得较简陋，台上走动的人又多，会没开多久，忽然台子垮了，队伍中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预示着不吉利，怎么刚会师就垮台了呢？只见朱军长微笑着大声说，不要紧，台垮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听了一起鼓掌，又搭起台子继续开会。这个偶然的事故和朱德不怕台垮的讲话对彭德怀影响至深，以后他几次在斗争的最艰危时刻引用这件事和朱德的讲话，来鼓舞部属和自己。“台垮了，搭起来再干！”成了他驰骋沙场的战斗铬言。

    “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在这里逛一逛吧。”朱步成提议。

    “是啊，明天就要返回了，以后不知猴年马月才再来呢。”卢成锡附和着。

    早两年，我参加省内某杂志社举办的的笔会，在井冈山呆了几天，对龙市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我不好扫他俩的兴，于是，我对他俩说：“好吧，我在这里替你们看行李，你们去转转吧。”

    我在龙江桥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他俩把行李一卸便钻进了广场中的人海中。

    桥下的流水在灯火的照耀下鳞光闪闪。可能是秋旱季节，河水看上去不过膝盖深，我的目光顺着水流移动着。不知是涨洪水所至，还是天生于此，只见一块大石头兀立在河中。河水毫不畏惧地冲向石块，溅起一片片小浪花，然后河水又拐向石头的两边，继续朝前方流去……河水从上游流到这里，一路上不知拐了多少弯，也不知碰撞过多少礁石；从这里北去奔向大海，途中又不知还要拐多少弯，还不知会碰到多少礁古挡道，但她从不退却，勇往直前；也不知汇聚了多少股细流，才有脚下这条“龙江”，后面又不知有多少条“龙江”交汇在一起合成磅薄之势涌入大海……

    自然界的“龙江”如此，革命的洪流不同样如此吗？！秋收起义部队、湘南起义部队、平江起义部队不同样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才来到井冈山、才汇聚井冈山，终于以星星之火燎原大江南北，最终将五星红旗插上天安门城楼！

    龙江水发出“哗哗哗”的声响，一路北去，莫非她是在向我们诉说那段已尘封在历史记忆长河中的峥嵘岁月……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在这里建立了后方医院，还设置了后方留守处，颠簸流离的工农革命军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毛泽东却没有停下来，他有更深远的考虑，为了摸清井冈山周围的情况，也为了筹措粮草和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又率领工农革命军沿着井冈山麓转了一圈。毛泽东采用分兵游击的办法，从砻市进入酃县（炎陵县）后，他分出一营的2个连作为右路部队进入茶陵，自己带领二营、一营一连、特务连等5个连队作为左路部队折入江西遂川县游击。10月22日晚，部队来到遂川的大汾镇。这是一个大村子，队伍分住在村子的各处。但没有料到，该地一支反动武装当夜对工农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革命军仓促应战，由于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很难组织有效抵抗。分住在镇子各处的革命军部队相互联系不上，只有各自为战。毛泽东和曾士峨（特务连连长）在一起，而住村东头的二营又联系不上（二营在混战中团部失去联系，撤出战斗后，因地形不熟，走错了方向，竟转到湖南桂东县去了，年底才返回井冈山），战斗越打越激励，毛泽东遂命令撤退。

    当撤至安全地带清点人员时，毛泽东身边总共不过30多人。这是自三湾改编以来，工农革命军境遇最糟糕的一次。罗荣桓元帅在其撰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这样吃饭。”官兵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一个个垂头丧气。昨天还有5个建制连，一夜之间就丢了整整3个连，剩下的2个连也是残缺不全，数百人的队伍现在只有30几个人，真是惨得不能再惨了！见此情形，毛泽东明白，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如果指挥员也失出信心、失出斗志的话，队伍就会彻底垮掉， “……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提着枪站起来，朝着他高大的身躯看齐。”这之后被冲散的部队和失散的人员陆陆续续赶了上来，总共收集了100余人。毛泽东带着这支历经磨难而又不溃散的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坚韧不拨地朝前走去。

    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我党在1927年为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为挽救中国共产党而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可是这三次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尤以南昌起义损失人员最多。起义军撤出南昌城时还足有2万名将士。他们经福建进入广东。起义军前委的目的很明确，打回广东去，重新夺取广东政权，恢复中国革命的策源地。1927年9月18日，起义军在广东大浦县的三河坝分兵：由第九军军长朱德率领2500余人在此阻击敌人，主力部队则直奔潮汕。不料潮汕失败，1万多起义军将士又一次成了当时一昧要夺取大城市的左倾战略思想的牺牲品。得知主力部队潮汕惨败，朱德便率部向湘赣粤边界穿插转移。当部队一路转战来到广东韶关附近时，部队人数只有800多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面临着生死悠关的严峻考验。于是，部队进行了整训。朱德、陈毅在大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黑暗遮不住光明，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住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就困难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鼓舞和教育了部队官兵。随后部队进军湘南，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正因为有了朱德、陈毅等的艰辛努力和正确领导，才保存了一支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才有了一支武装力量北撤至井冈山，实现朱毛红军的伟大会师，为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江起义虽然不在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内，但仍然因受到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而造成损失。平江起义和又一支红军队伍的诞生，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惊，急忙调集重兵反扑。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五军在25日作出守城部署。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五军以死拚硬打的方式打防守战，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平江城。后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对自己当年作出的守城部署进行了深刻反省：“二十五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如果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前，旱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深入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当时，未尽可能避免无把握战斗。说明我当时有很大的盲动性，缺乏马列主义路线和战略策略的认识。这是我当红军的第一课，也是我参加者红军后第一次所犯的错误。”

   彭德怀的这番反省，反映出一个老共产党员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尚情操。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何况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处在摸索阶段的特定时期，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之付出的高昂代价不是当时任何一两个人所左右得了的。井冈山的“八月失败”不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吗？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强大时，1928年6月底，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发来了指示信。指令红五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还“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扬开明为特委书记”双双来到边界，以改变湘赣边特委领导，敦促执行省委指示。省委的这个指示，显然是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潮逐渐蔓延的结果。他们不满足于在湘赣边界这样一个山沟敲敲打打，而是希望把红军拉出去向城市进攻。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这样写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硬性指示，不从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结果，红五军冒进湘南，不仅使红29团全军覆灭，而且几乎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当年极力怂恿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前往湘南的“重要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后曾为自己的行为痛恨不已，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

    ……

    忽然，一道灿烂的流星从河对岸的山边划过，把我从无限的遐思中拉回。我抬头一望天空，不觉已是繁星点点。我常听老人讲，人死后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说是仍旧在看着、牵挂着、保佑着自己的亲人。过去，我总认为这是迷信。现在，我豁然明白，这井冈山上空的星斗不就是曾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斗的英烈们的化身么？他们心里永远割舍不下对井冈山这片热土的挚爱和留恋，于是仍在天堂默默地看着脚下每一寸土地的变化，看着正幸福生活的后人。看，会师广场上毛泽东和朱德俩位伟人不也正朝我们微笑着，似乎在嘱咐着什么吗？！面对革命前辈默默注视的目光，我们是不是该冷静一下头脑思索一些什么呢？壁如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如何正确处理和认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科学、可持续地发展，少走弯路……

    井冈山上空无数双“眼睛”在闪烁，龙江河里无数双“眼睛”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