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通信联络正常的情况下，竟然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未经批准就下达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措，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

    这一事件再与此前林彪提议的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变动及“揪军内一小撮”和主要由林彪亲信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此前这些事件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以前关于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要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由林彪率行提出，但被毛泽东否决。因为这涉及到下一步文革的运动方向和军队的稳定。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则是直接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如果此例一开，林彪则可以未经最高统帅批准就能够调动全军，也就实际上获得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样看来，“第一号令”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态。这会使军队指挥陷于混乱，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第一个号令”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发展上，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件事表明林彪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攫取军队指挥权。但他所采用的手段、选择的时机与方式及意图又是极为隐蔽的，是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这件事不仅加深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但毛泽东以这件事的处理是果断而又慎重的，根据事态的发展还要进行进一步观察，而没有轻易地下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军事领域的分歧和矛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林彪提议下的高层人事变动情况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未经毛泽东同意就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使毛泽东产生了警觉。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向全军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通过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执行，导致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已敏感地意识到林彪有攫取权利的野心，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和林彪由认识的分歧逐渐向组织上的对立转移。这对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发展开始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

    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就存在着分歧。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激化，并于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天才论”的争论达到高潮。这种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就成为使他们关系一步一步走向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1、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筑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78]

    林彪在这个讲话中，极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么林彪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有人说，林彪是想以鼓吹个人崇拜来取悦于毛泽东，以利于自己清除异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实，这是一种浅显的、简单化的解读，并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崇敬和拥护毛泽东的一面，又有自己对私利的谋求；既有积极支持文革发动的一面，又有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力的企图。而当时以崇敬和拥护毛泽东与对文革的积极支持占主导地位，对自己私利的谋求和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力的企图占次要地位。从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结果看，确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我们说林彪这个时候尽管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文革的发动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针对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写了一封通信，坦率地对自己作了自我评价，并对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观点和作法谈了个人的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四月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7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1）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动时期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通信中谈到了左派和右派对自己评价中的不同态度，也坦率作了自我评价。

    ①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当时，林彪是属于左派的。毛泽东认为林彪对他的评价有点言过其实，无限拔高，并不认同林彪的意见。

    ②右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右派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和毛泽东，通过全盘否定毛泽东来实现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不过是觉得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和一些提法不妥，说这是自己和右派的区别。

    ③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中国没有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圣人，所以自己才作了领袖。自己为党和人民作了一些事，虽然这是主要的，但也犯了不少错误。

    当时左派和右派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都不赞成。左派对自己作这么高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左派沿着个人崇拜的风潮继续走下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自己也可能在这种大潮中被摔得“粉碎”。毛泽东说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就明确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而右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以消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左派有缺点，但他们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右派的需要。当时的斗争就是要发动左派打倒右派，因而从斗争形势出发就不得不对左派搞的个人崇拜适当做些妥协。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个人崇拜的无奈选择。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较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2）毛泽东从当时的大局出发不得不容许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的心态是矛盾的，既不赞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但最后又不得不认可了林彪的作法，这是为什么呢？

    这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有关。个人崇拜并不是目的，而是文革发动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个人崇拜作为发动文革的手段呢？这是在当时背景下不得已的选择。

    ①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

    文革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对准党内领导干部。但是鉴于过去发动政治运动党内官僚势力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不但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且会造成扩大化，伤害无辜，导致严重的后果。

    鉴于过去的教训，于是毛泽东找到文革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认为发动文革，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是维护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需要。由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代表而且还要触及到党内官僚势力的自身利益，因而在客观上必然遭到他们的普遍反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难以得到广泛响应。他们对文革或公开，或潜在地抵制，甚至还想扭转文革运动的发展方向，因而给文革的发动和顺利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正是由于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或者文革发动不起来，或者既使发动起来，也会被扭转方向，难以冲击官僚势力的根本利益，偏离文革的目标和既定轨道。

    因而，毛泽东为了保证文革的及时发动和沿着既定方向顺利开展，在党内干部群体中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来作为抵制党内官僚势力阻挠的手段。

    ②人民群众的觉悟。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社会比较公正、公平，民情淳朴，社会祥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式，更进一步弱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意识”。但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已看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和阴暗面，并且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扼制，就必然会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上台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是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尚未意识到这种状况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因而一旦党内高层出现的修正主义上台，就难以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很快变成现实。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通过文革这种方式，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抵制修正主义的“免疫力”。但鉴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极为微弱，因而也难以产生必要的造反精神。因而，毛泽东为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意识，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利用个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通过这场反修防修的演习，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觉得，这是为人民群众的大局考虑，因而搞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遭到党内官僚势力的反对，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又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官僚主义现象最终会危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因而，毛泽东才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来唤醒群众的政治意识。如果当时群众所受到的压迫较重，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造反精神，就会对毛泽东一唤百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勇跃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借助于个人崇拜来唤醒群众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

    ③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暂时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这里的他们，指得是林彪等鼓吹个人崇拜的人。鬼，指当时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本来是不同意林彪搞个人崇拜的。但鉴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是当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林彪想借助毛泽东的威望来反对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样为大局计，毛泽东就暂时容许林彪搞一点个人崇拜。这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不得不这样做。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的需要，一旦他们被打倒，个人崇拜就该降温了，也就没必要搞了。毛泽东说林彪要“打鬼”，这个鬼除了指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以外，还是否包括反对林彪的人呢？从毛泽东信的内容和上下文的联系来看，毛泽东说得鬼不包括反对林彪的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允许林彪借助自己的声望去清除他自己的反对派。

    这样，我们就看到毛泽东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文革的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与走资派的需要。当时左派都这样讲，从保护左派的革命热情出发，毛泽东又难以向左派公开讲明自己的真实态度。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种个人崇拜。毛泽东准备批发林彪的讲话实际上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林彪的这种作法。

    后来，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走向激化，就是因为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已经被打倒，而林彪却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反对仍在鼓吹个人崇拜，他想通过鼓吹个人崇拜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以此来达到清除反对派的目的。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逐利动机也就日益明显，并逐渐引起毛泽东的的警觉。

    （3）毛泽东清醒认识到推行个人崇拜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并不赞成林彪的个人崇拜，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己心里也知道，如果这样吹下去，无怪乎最后摔得粉身碎骨吧了。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谨慎的，同时又有着几分警惕。这种警惕又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既使在毛泽东同意搞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他对个人崇拜可能导致的后果，使用的时效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和严格的规定。

    毛泽东充分意识到推行个人崇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并不赞成林彪搞的个人崇拜，但从文革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大局出发，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个人崇拜。毛泽东认为在文革发动阶段可以搞一点个人崇拜。文革发动起来后，就没有必要再搞个人崇拜了。

    有人说毛泽东陶醉于个人崇拜，这不是恶意中伤，就是严重的误解。其实毛泽东并非像后来有些人说得那样醉心于人们推行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个人崇拜的推行显得谨慎、忧虑和不安。在这封通信中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这里他显然清醒认识到鼓吹个人崇拜带来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也想到将来要是右派当权之时，可能要利用个人崇拜来作为否定文革和诋毁自己的借口，同时自己关于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一旦披露，也可能会被右派利用，作为将来他们发难的口实，成为他们以后进行复辟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造谣攻击的工具。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悲怆的。他很难在党内高层找到真正的知音，当时的人民群众也是懵懵懂懂，难以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以巨大的孤愤意识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探索，在众人的疑惑和误解中进行着艰难的跋涉，但毛泽东觉得还是应该将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想法留给后人，使后人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自我，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少一些误解。因而才通过这封通信的方式坦率谈了自己的观点，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在若干高层人士中间传阅过。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向林彪讲了信的主要内容[80]，当然这是对林彪的善意提醒。后来在林彪的要求下毛泽东又同意销毁了这封信，给后人留下了扑朔迷离的悬念。

    鉴于个人崇拜的推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也是作了具体限制。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的一个文件中批示：“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1]我们看到毛泽东在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有意识地消除因个人崇拜的推行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个人崇拜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个人崇拜在使用上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在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上又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文革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基础上的，毛泽东对林彪讲的个人崇拜有疑虑。这种疑虑不仅表现在林彪搞的个人崇拜这种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林彪这样鼓吹个人崇拜是否还存在别的动机呢？在文革初期，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除了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外，是否也具有清除异己的因素呢？林彪当时有没有这种谋求私利的动机呢？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态度到底如何呢？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与胡志明在谈话时说到：“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82]鉴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歌功颂德，但斯大林一死，马上大反斯大林，做秘密报告，走上修正主义道路。那么，对此加以警惕当然是必要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

    当然，我们现在尚不能由此推测出毛泽东当时就对林彪搞个人崇拜有了怀疑，但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不会想不到林彪在一定条件下有着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性。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练的毛泽东不会不考虑到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存在着谋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但鉴于当时林彪的这种复杂动机尚未表现出来，因而毛泽东也就难以对此做出确定的判断，不过是从事物发展的逻辑上有些推测和顾虑吧了。我们从后来林彪的作为来分析当时这种逐利动机只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尚未表现出来。
由此我们认为，虽然毛泽东为了文革的发动和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及党内走资派的需要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如果林彪单纯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产生大的分歧。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矛盾激化就是因为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又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林彪仍然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反对鼓吹个人崇拜，并且其鼓吹个人崇拜的谋利动机日益显露，这才是导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真正原因。

    2、在文革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逐渐激化

    在文革发动起来和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不但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而且还对个人崇拜予以收缩和降温。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份在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视察时就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流露出不满情绪，后来又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个人崇拜。这又一次说明个人崇拜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崇拜有着复杂的原因。在排除了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文革已经发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也已经被打倒，当时利用个人崇拜发动文革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因而毛泽东就对个人崇拜严格限制，予以降温了。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批语中写道：“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83]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写下批语：“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84]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首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清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85]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的批语中写道：“（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是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86]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删掉，并将文中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称颂的话全部删去，而后写下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87]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系列批语对有称颂个人崇拜的话全部划去。[88]据汪东兴回忆：“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