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1955年，中共军队首次实行军衔制，其中元帅授衔条件中“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标准，也隐隐约约可见“立功运动”的影子。“溶化俘虏”，也就是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自己的对手和“冤家”，几乎变成自己源源不断的补给队。

　　七战七捷后，被俘的国军士兵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饱尝生活艰辛的穷人。经过华中野战军的忆苦教育，都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立即掉转枪口，向原来战壕的“弟兄们”开火。

　　他们大多又是合格乃至优秀的士兵，受过蒋介石花费巨资的正规军事训练，如同现代企业老板们青睐的熟练工，战术、技术比一般习惯扶犁挥锄的翻身农民士兵好得多，起码就省却了一段较长的训练时间。

　　参加华中野战军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华的兵员补充难题，而且提高了部队整体的战术、技术水平。

　　“不辞辛劳”、“慷慨无私”地输送这么优质的兵员，难怪蒋委员长有幸荣获了“杰出运输大队长”的“大红证书”。

　　这一经验经粟裕与钟期光总结推广后，为华中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的不断胜利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粟裕指挥莱芜大捷后，华东野战军有些纵队俘虏兵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多者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上全是“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

　　粟裕在这年7月19日与陈毅一起署名报告毛泽东的《华东建军经验》中说：“一年来俘虏补入野战军的，最低估计十万人。现在连队情形，如四、六、一各纵，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俘虏兵。其余各纵，亦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一年内总伤亡计九万余，我亡万余，残废计五千人，大部归队。这全归于野战军高度集中，胜利多俘虏亦多。这十多万俘虏，解决兵源，此与扩军数目相等，或竟超过。”

　　这一经验后来同样被推广到了其他野战军。据统计，中共军队“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

　　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指挥一支“国民党军”打国民党，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这么典型而独到的经验，毛泽东在五个月后欣然将其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是理所当然的。

　　“评定伤亡”，是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

　　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粟裕同志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评定伤亡’，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

　　他认为，过去只强调“三猛（猛打、猛冲、猛杀）”战术，往往伤亡太大，但“开展‘评定伤亡’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

　　这当然不是粟裕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1928年，他还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小”连长时，就给麾下的大队长“传经送宝”说，作为指挥员，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他还动情地说：“同志们参加革命，老乡们送子上前方，送郎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

　　粟裕“评定伤亡”的这一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野战军。1947年12月，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曾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介绍了华东野战军的经验，并收入了《连队工作丛收之一》的册子，成为基层干部必读书目。

　　一向以“三猛”战术著称的林彪（他主张的“三猛”，最后一条是“猛追”），大概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了。

　　短暂的整训后，华中野战军如虎添翼，战斗力已是突飞猛进。

　　从1946年11月到12月，粟裕又指挥部队创造了盐南大捷，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捷”。不久，粟裕又负责战役指挥，马不停蹄，创造了宿北大捷。

　　在如此频繁的战斗间隙，还能忙里偷闲休息和整训部队，并取得巨大成效，这当然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于是，毛泽东加以概括后，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第十条。

　　毛泽东能够在军事思想上博采众长

    毛泽东把部下的经验，概括成自己的理论，当然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抄公无关，更不是平庸与乏才。

　　早在1913年，还是长沙街头一个小愣头青的他，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里端端正正写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意思是说，有才能的宰相，并非把自己的长处作为长处，而是善于博采天下人的长处。

　　毛泽东日后倒没有做成宰相，却比位极人臣的宰相来得更猛，成了“天无二日”的最红的“红太阳”。

　　这一经典的话语，无疑影响了他的一生。如同他那些“马背上”的诗词喜欢化用唐代李贺的诗句一般，能在军事上博采众长，形成指导全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粟裕和其他将领对“十大军事原则”，乃至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虽然鲜为人知，却也是不能不尊重的客观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