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大雪初霁，79岁的任远志和老伴白世藻在家中看电视，一片温馨。

　　传达室戴红袖章的大妈说，自从夏天摔了一跤，有小半年没见着任远志下楼了。

　　“我是摔糊涂了，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任远志在回忆父亲任弼时的时候，经常重复着这句话。在父女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里，只留下了点滴的记忆。但对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志记忆犹新。

　　“可以这么说，从我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太少了。”任远志说，“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

　　只有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及儿子任远远（1995年因肺癌过世），最终能在父母身边长大。本刊记者专访了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由她们将父亲任弼时的生平从记忆带到面前。

　　任远志：和母亲一起接受敌人审问

　　1928年10月，任弼时奉党中央之命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芜湖南陵县被捕，后被解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

　　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但出面的必须是亲属。“母亲从上海紧急赶往长沙。不料到车站时，当日的客车已经开走了。母亲心急如焚，她抱着刚出生的我大姐苏明，不顾一切地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秋天天冷风大，煤渣、小煤块时不时地甩向她们。”任远志说。

　　由于一路恶劣的环境，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为不堪风寒引发高烧得肺炎而夭折了。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已怀胎十月无法长途跋涉随同前往。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父亲安慰母亲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招供，我才出生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

　　任远志回忆说：“后来妈妈把这一段说给我听。当时她抱着我，别人审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她就说什么当不当，我东西都当光了。就这样，人家说东她道西，实在问得她没办法了，我妈妈就在我身上掐、拧，我就大哭大闹、大吵大叫的，结果闹得敌人没办法。审问的人就说家庭妇女，退堂。后来周总理和妇救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救出来了。”

　　陈琮英出狱不久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机立断把任远志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直到1946年7月，任志远才被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933年，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弟弟‘湘赣’出生。这年8月，父亲奉命率红六军团向西突围时，把不满半岁的弟弟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全国解放后，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也没有找到儿子。

　　任远征：在羊圈里出生的红孩子

　　1936年8月的一天，时任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弼时，率部长征途经四川阿坝草原上，陈琮英将女儿任远征生在一户藏民阁楼下的羊圈里。

　　“母亲说，过了雪山，一条大河，刚过了河，挺累的，就想生孩子。她说，幸亏是过河以后，否则就没我了，身体很容易感染的。当时在藏民的阁楼里，上面住人，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楼梯，其实就是一根棍子，砍了几刀竖着就当楼梯了，很窄的，一般人都不好爬，她更爬不上去，就在羊圈铺了个油布，把我生下来了，是后来任职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接生的。”任远征回忆说。

　　由于当时行军条件实在太艰苦，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红军战士闻讯后，坚决反对将远征留在苗区，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这样，远征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