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的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少帅想借西安事变联苏抗日，却遭苏联方面误解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抗日政权，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打败日本的入侵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顽固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政策，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同意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