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开幕地与闭幕地——上海、浙江嘉兴

　　会　期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但“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提出来(并没有确定下来)，已是17年后的1938年。时间是5月底，地点在延安，提议者是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出席过“一大”的代表只有两人，毛泽东之外，就是董必武了。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大”召开的时间在1921年7月，至于具体时间却不能确定。由于处于抗战的严酷环境下，可资利用的材料也只有“一大”的另一位代表陈潭秋1936年6月发表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以及同年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所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陈潭秋说的7月底已经够笼统了，而米夫的说法则更笼统。大体上，那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多在6月或7月，并没有一个统一或特定的纪念日。“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被中央确定下来是在1941年，也就是中共成立20周年。为什么是7月1日，原因很简单，因为“一大”召开是在7月，就定在了月首。实际上，诞辰纪念日与诞辰日，或者说纪念日与开幕日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明白说，7月1日只是一个象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说过“1949年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一个象征性的日子与一个具体的日子还是有着细微差别的。甚至董老1971年8月4日在接受党史工作者访谈时仍说:“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清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一大”的开幕日期，存在着6月、7月1日、7月23日、7月底等多种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6月说”来自前苏联B·库秋莫夫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曾提出过6月说，邓中夏与李维汉等也曾持6月说。这一说法源自上海临时中央发出的通知，该通知确定的开会时间是6月30日。但是到了6月底，与会代表只有少数人抵达开会地上海，会议不得不改期举行。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之写了发刊词。发刊词原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六月”二字就被删去了。后来，毛泽东自己也察觉到“六月”建党说存在偏差，并改为7月建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李达在《七一回忆》中均持“七一”建党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给出的是比较笼统的7月。“7月底”的说法来自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最终确定“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对此，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文献。该文记载道，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而陈抵达上海的日期为7月22日。由此可以推断出“一大”的确切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同时，搞清在嘉兴南湖最后一天的具体日子，也可以帮助厘清“一大”的开幕日。那么“一大”闭幕日是在哪一天，曾出现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

　　对于7月31日，有多位代表的回忆作支撑。之所以记忆这么清晰，就是因为侦探闯入这一突发事件给代表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说:“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说:“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

　　质疑者认为，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安排好第二天的行程，时间太仓促，恐怕来不及。支持者认为，当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个别虽分散在各处，但相距并不远。即使不是分头通知，仅由一人传递信息也来得及。考虑到情况紧急，根本不可能再多拖一天。

　　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到达时间是10时25分。这一点，与包惠僧的回忆也相吻合。包惠僧回忆说:“大家……商量了一下，当夜决定:第二天到浙江嘉兴南湖，以一整天时间来结束这个会。计划既定，分途通知，大部分同志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那里倒是平安无事。”也就是说，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包惠僧又回忆说:“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去(实际上，还有李汉俊因为家中遭搜查也没去)，马林、尼科尔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

　　陈公博虽然没有去南湖，但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却给出了确切的日期。他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样的夜半插曲，足以令陈公博印象深刻。周佛海在《往矣集》里提到同一件事时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陈公博夫妇没有去嘉兴，而是去了杭州。将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与上海《申报》、《新闻报》的相关报道相对照，发现这一天确实是7月31日。

　　但张国焘等人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张的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大会闭幕的日期就应该是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南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不要说这样的气候条件根本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即使真的在这一天，如此天气，就像侦探闯入一样，代表们不可能不留下印象。可没有代表在回忆中提到遭遇风暴这回事，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8月2日的说法，来自王会悟的回忆，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来印证。

　　8月5日的说法，源自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信件明确提到会议在8月5日闭幕。并解释说“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程”。斯穆尔基斯并非大会的参加者。他只是“一大”会议参加者尼科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而有关8月5日的说法极有可能来自尼科尔斯基在“一大”召开前的报告，因为会议预定的闭幕日期就在8月5日。而此后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得不匆忙提前结束。通常情况下，尼科尔斯基和马林肯定要参加通过最后决议的会议，而这两人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的会议正可以作为一个反证，来证明斯穆尔基斯的说法来自事前的报告。

　　即使开幕日和闭幕日的日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仍有人提出，在“一大”与党的成立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之所以将“一大”与党的正式成立之间画上等号，并明确说党的成立在前，“一大”召开在后，其根据就是，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即在上海开始了创党活动。同一年的10月，有李大钊在北京的创党活动。这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来源。另有“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这里的谭指谭平山几乎在同时于广州开始的建党活动。其标志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以及《共产党》月刊在上海的创刊。

    会　址

　　会议开闭幕的时间明确后，接下来再说说地点，也就是“一大”代表住宿、开会的地方。

　　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基本上是三处。最集中的一处在博文女子学校(陈潭秋说博文女校在法租界的蒲柏路，包惠僧说是蒲柏路打铁浜，李达说在嵩山路)，住着9位代表；李达与张国焘住在渔阳里2号临时中央所在地；李汉俊住在贝勒路树德里自己家里；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住在大东旅社。

　　“一大”开会的地点，当年是明确的，就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所租住的房子里。李达在1955年回忆说，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刘仁静在1979年回忆说，那是一幢两楼两底的楼房。包惠僧在1979年回忆说，是在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30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终于有条件确认自己组织的诞生之地了。而这个时候，离“一大”召开已过去了近30年。由于连年战争，城市街道变迁，李汉俊兄弟居住的地方，现在具体是哪条路多少号，竟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

　　1950年夏末秋初，上海市市长陈毅交待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姚溱，去寻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上海市委还成立了一个以姚溱、杨重光和沈子渝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

　　不久，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杨淑慧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她说周佛海在他的回忆录《往矣集》里，记载了“一大”召开的情况。沈子渝由此在图书馆中查到了1942年出版的《往矣集》，书中说“一大”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召开的。

　　正是在“一大”召开前后，杨淑慧与周佛海开始恋爱。那时，周佛海常带着杨淑慧去李汉俊、李达的家里，再加上杨淑慧本人就住在上海，对那一带的情况自然熟悉。抗战期间，周佛海附逆，他们仍生活在上海。因此，杨淑慧是最合适的寻访人。可当年的贝勒路连名称都变了，改称为黄陂南路了。几十年来，街道格局的变化虽称不上翻天覆地，但在杨淑慧这个老上海眼里也堪称巨大。因此在几天时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杨淑慧仍不能确定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汉俊当年租住的居所。直到有一天，杨淑慧站到贝勒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看到“恒昌福面坊”的大字招牌，才终于认定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当年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当年“一大”开会的地方。

　　而兴业路在1943年之前是被称为望志路的，兴业路76号以前的门牌号是望志路10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年租住的是紧挨着的106号和108号，会议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的。

　　后来，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又受邀前往核实。在毛泽东、董必武看了上海市委上报的审定材料之后，“一大”会址最后得以确认。

　　与地址相关联的谜团则是会场为什么会有侦探突然闯入，后又遭到搜查？简单说，是因为当年的外国人即使在上海数量也并不多，其行动颇为引人注目。如果是偶尔出现，过去也就过去了。可开会时，一连几天有外国人出出进进自然就引起了法租界警局的注意。尤其是马林据说在来中国途中可能就被盯梢。另外，有资料显示，日本警视厅在6月就得到了会议要在上海召开的情报。尽管这份情报没有标示来源，但其最可能的来源应是上海的机构或个人，其间也掺杂着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情报交流。再联系到1921年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法租界宣布的取缔集会条例。这个条例制定的背景是不是和“一大”有关，虽然不能妄下结论，但它发布的时机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再说，此前的5月1日临时中央的几个部门在渔阳里6号开会时，就遭到法国巡捕房的搜查。就此来说，“一大”虽然是秘密举行的，但其被搜查却是必然的。其实这个必然背后仍隐藏着一个待解开或者永远也不可能揭开的谜团。

　　侦探搜查迫使会议转移会场，并在没有完成预定议程的情况下于嘉兴南湖匆忙结束。突发事件是造成“一大”以上诸多谜团的直接原因。

　　代表人数

　　如果说对于开会的时间因为记忆有误，开会地点因为时代变迁等原因一时无法确定，更多的是客观因素。那么，代表人数的种种说法，其间的主观因素就多一些。

　　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五十几人，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在二十多年后改变中国的命运。这第一次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益加重了其砝码。那么，这个第一次的代表也因之有了不同寻常的位置。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才在多年之后随之出现。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日本)。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为15人。

　　这个变化过程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说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仍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有了权威的意味。

　　在此之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靠后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这其中董必武的看法是有变化的。在1959年之前，他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他在1937年接受尼姆·威尔斯访谈时，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此后，他多次的相关谈话都说是13人。1956年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说，“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由苏共移交给中共的有关“一大”的材料，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认为，“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并说，“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十三人’说，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