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连任第五、六、七、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和第五、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他因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挫折。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建国后，他仍然担任着中央和国家一些部门的要职，却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折磨含冤而死。然而，他不但没有资格享受追悼纪念，就连姓名权也被剥夺了，骨灰也不能保留。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给他补开了一次追悼会，也就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追悼会。

　　第一次追悼会

　　1922年春，李立三从上海来到湖南，被湘区委党组织委派去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运工作。

　　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就在这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莲等人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9月13日午夜，震惊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路矿当局及萍乡镇守使肖国安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路矿总监工王鸿卿还派出暗探、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悬赏600块大洋收买李立三的人头。工人纠察队为了保护李立三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郊区三合桥一名工人家中，在那里指挥罢工。

　　路矿当局抓不到罢工总指挥李立三，特派人去湖南，买通长沙一家报纸，在显目处登了一则特快消息：“李隆郅为罢工事逃往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云云。李立三知道此事后，当即露面，安定了工人情绪，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然而，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法国。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得知此事，信以为真，十分悲痛，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同学，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东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大厅集会，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

　　第二次追悼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2千余名学生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结果上百名学生遭到逮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

　　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扯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面具，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6名工人及学生领袖，明确表示可以逮捕也可以刺杀。不久，反动派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开始了杀死李立三的行动计划。

　　党组织为了帮助李立三脱离险境，特将他转移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家里。大搜捕一过，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

　　由于李立三是军阀政府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下令要把他捉拿归案，但折腾了好几天，却连李立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雇请刺客肖剑飞去暗杀他。肖剑飞得知李立三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土匪恶棍，而是一位出生入死为工人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好人。出于人性与良知，不忍心去杀害他，反而把吴佩孚的意图向他透露，使李立三安全转移。

　　肖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帐，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各地工人得知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接连几天，上海纺织、海员、搬运几大工会团体，汉口、武昌、安源、大冶等地的工运组织和工人群众，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会、纪念会，向这位工人运动领袖深表哀悼。

　　第三次追悼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从江西瑞金转道福建长汀、上杭。到达长汀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正在开会研究工作，不料张国焘急匆匆破门而入：“李立三同志不幸牺牲了。”

　　原来，李立三在南下途中，身负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保卫处长，他指挥着近千人的运输队、担架队转运物资和伤病员。当部队行进到赣闽交界的武夷山黄峰岭时，李立三发现丛林中有一种可以充饥的红果。他叫警卫员于柱儿就地看好东西，自己过去看看。李立三进丛林好一会儿不见回来，小于正在发急，忽又听到一声枪响，知道大事不好，立即跑了过去，只见地上撒了一些红果和一摊血迹，但不见人影。正在这时，有人发现悬崖底部的树兜上挂着一具尸体，因悬崖太深，看不清尸体的面目，但从衣服的颜色看却很像李立三。小于禁不住大哭起来，急匆匆跑来向张国焘报告。

　　第二天，追悼会在长汀县正德中学的操场举行。岂料追悼会还没有开完，李立三却活生生地带着10多名战士赶到会场。顿时全场的人转悲为喜。周恩来、贺龙等人跑上前去把他抱住，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采摘果子时，冷不防丛林中窜出几个人来，前面的那个一上来就把李立三拦腰抱住，想把李立三摔倒。他没料到李立三学过拳脚，顺势一摔，把他掼在地上，回头对准他就是一枪。其余的人见李立三功夫厉害，手上又有短家伙，不敢近前，架起伤者就要逃跑，可是那人已经死了，于是把他丢下了悬崖。事后李立三得知，这几个人是上饶土匪头子孙为英的部下，在此拦路打劫，不但没有搞到分文钱财，反而丢掉了一个“兄弟”。

　　第四次追悼会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彻底清算了李立三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能自觉地、深刻地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得以改正。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仍然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八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6月4日，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的情况下，便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次调查，每一次审讯批斗，都与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有关。但是，李立三任你逼供也好，诱供也好，“车轮战术”也好，他自始至终顶着压力，忍受折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作伪证，不为自己过关而诬陷别人，他成了“顽固不化、无药可救”的“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