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撤出康北藏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朱德曾亲自找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广大藏族同胞，坚持斗争，照顾好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在炉霍，徐向前亲自找县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在甘孜，仅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就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另外，县波巴政府还安排每户可靠群众家庭负责照顾和保护一名红军伤病员。在炉霍，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做出了4条决定:第一，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第二，群众愿收留红军的，要保证照顾好；第三，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第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到新中国成立时，据统计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有64人。

　　格达活佛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就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扎喜旺徐成为他们村子的民族代表，参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说:“愿意。”

　　后来，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说服下，格达活佛回到了寺院，大家也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在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个人就筹集到粮食4.6万斤，后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他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十分关注红军北上后的情况。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北上抗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格达被推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8月，在昌都格达活佛不幸遭英国特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