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毛泽东

　　
斯诺与海伦

　　写下作品传扬世界　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来询问　罗斯福考虑与中共合作———

　　长征期间，外界对红军的真相很难了解。长征结束后几个月，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报道集突然震动了西方，销售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舆论界称，这本书“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以及他当时的夫人海伦，为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做出了巨大努力。

　　宋庆龄写介绍信 斯诺进入陕甘苏区

　　美国记者斯诺生长于小印刷厂厂主家庭，从小听从父亲“挣钱就得劳动”的教诲，经常在周末做送报工并利用暑假到铁路公司当勤杂员。斯诺21岁大学毕业后，理想是在30岁之前积攒一笔钱，再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他于1928年来到上海，看到了惊人的苦难，也同宋庆龄等进步的中国人成了朋友。他决定留下来，以写作来帮助他们，结果在华住了13年。

　　斯诺来华后，遇到了一个同样以好奇心来华旅游，并想实现文学梦的美国姑娘海伦，二人结成了夫妻。后来他们夫妇到北平任教，并帮助当地的学生运动，发出了报道“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宝贵报道和摄影作品，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重视。

　　1936年初，斯诺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想前去采访一下这些被国民党说成“赤匪”的队伍。为使苏区不视自己为“间谍”，他专门到上海找宋庆龄，请她给中共中央写了介绍信。美英几家新闻机构提供了采访费用及摄影器材。1936年6月，由“红色牧师”董健吾护送，斯诺与医生马海德到达西安，再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掩护，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心保安（今改为志丹）县城。

　　毛泽东的“我”和“我们”

　　进入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和荒凉的小城保安，斯诺遇到一个留着茂密胡子的消瘦红军将领，用英语对他说：“我叫周恩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没有关系。任何一个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接着，斯诺见到了当时还不为世界所了解的毛泽东，马上为这位年长自己14岁，“阅历却比我丰富不知道多少倍”的领袖所吸引，并为他身上的魅力所感染，从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有着晚间工作习惯的毛泽东，曾花费了几个长夜向斯诺讲述从幼年到革命后的人生历程，这一谈话记录成为毛泽东最完整的自传体资料。在听讲述时，细心的斯诺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在谈到创建红军时期以前的经历时，毛泽东基本用“我”这第一人称介绍情况；谈到红军的斗争时，毛泽东却改用“我们”这一群体性自称。从这一称呼的改变，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奋斗经历已经与整个红军融为一体。

　　纪录片成为红军唯一的电影资料

　　红军在各个苏区奋战时，缺乏摄影器材和洗印设备。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李克农是唯一背照相机的人，拍下几个胶卷。到了陕北后没有条件冲洗，后来带到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时，又因国民党查抄而遗失。斯诺带来照相机和16毫米小型电影摄影机，拍下了大量照片和几盘电影胶片，留下了红军历史上唯一的电影资料。

　　到达陕北后，斯诺看到刚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终日唱着歌豪迈地走向战场，人们在贫瘠的陕北地区实现了男女平权、免费教育。尽管红军和苏区民众生活简朴，却人人待遇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斯诺感到红军和苏区群众是当时中国最自由和最充满活力的人，便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相机记录下这一切。斯诺还穿上红军的军装，跟随彭德怀指挥的西方野战军前往陇东和宁夏。他骑着战马奔赴前线，在敌机低空轰鸣扫射、大队骑兵卷起漫天烟尘的前线，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场景，采访了大批干部、战士和群众。

　　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找他来打听

　　斯诺在陕甘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