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中共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然而1950年，46岁的任弼时却因长期抱病工作，突发脑溢血去世，成为五位领导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

　　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任弼时的名字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他的子女如今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很少有人知晓。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任弼时的女儿。

　　大女儿任远志，如今还住在军事博物馆的筒子楼宿舍，家里的陈设极为简朴，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况。和很多领导人的子女相比，任远志说她是“最普通的平民”。

　　任远志已77岁，由于遗传了父亲的体质，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缠身，让她常常感到头晕目眩。

　　妹妹们有时很羡慕大姐，原因是“她最了解父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其实，任远志也仅仅只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提起弟妹们，任远志念念不忘：“他们才幸福呢，刚出生就让父亲抱过……”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似乎能被父亲抱一下、亲一口，都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她们甚至只能靠一个个片断，拼接起心中“伟岸的父亲”形象……

　　从囚童到孤儿

　　父亲、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

　　我听过这样一段关于父母的传奇：据说，因为爷爷和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可惜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爷爷为纪念陈氏，就给儿子任弼时订了门“娃娃亲”，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我的母亲陈琮英。母亲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父亲不过10岁而已。随着父亲走上红色之路，来自农村的母亲也和他到处奔波。父亲17岁时前往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留洋回来的他，才华横溢，英俊帅气。连母亲也没有想到，父亲此时还会选择自己。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很曲折。父亲刚回国，正准备在上海和母亲完婚，却突然接到任务要前往北京。就这样，母亲又等了两年，才和阔别6年的父亲完婚。然而两年后，父亲在安徽被捕，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去营救，好不容易救出了父亲，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其实，我并非父母的大女儿。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却有5个先后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我排行老六。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

　　我是当年监狱中最小的囚童。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奶水很少，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多亏狱友们的相助，他们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儿，给母亲补充营养。我靠着母亲仅有的一点乳汁，维持着生命。每次敌人审讯，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使劲儿掐我的腿，让我大哭大叫，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

　　这就是我的出生，从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就没有见到过父亲的脸。

　　半年后，在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下，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母亲出狱后不久，便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即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

　　因此，从我开始记事起，爸爸妈妈是谁，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全然不知。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

　　6岁那年，我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还没等我看清“表姑”的模样，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匆匆地走了。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

　　恐惧和饥饿，以及“共党崽子”的叫骂声，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后来，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

　　窑洞里的幸福时光

　　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15岁。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湖南接我们，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原来我们不是孤儿，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

　　7月1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朗朗的晴天。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叫她妈妈准没错。”

　　当我走出机舱门，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我激动地扑了过去，但却怎么也叫不出“妈妈”两个字，无论我怎么使劲儿，就是叫不出。妈妈把我搂在怀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

　　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说：“快，去叫爸爸，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果然，他与人们描述的一样，只是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

　　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憋足了劲，喊了一声“爹爹”，爸爸竟然没反应，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心里不乐意。妈妈说：“大女儿，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朱德伯伯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高兴吗？”我说不出一句话，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

　　虽然来到了延安，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创造”了机会。

　　爸爸让我跟学校行动，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延安儿童保育院小学）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患有夜盲症。在夜里转移，几乎就是个“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跟进。一天夜里过河，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伤势很重，发起了高烧。一个认识父亲的士兵，自作主张，把我接到父亲身边。

　　那天下午，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格局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个房间，是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了一个窑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

　　大窑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爸爸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窖）。每天睡觉，爸爸把我放进去，早晨再把我提出来。说来难为情，有几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来，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

　　父亲是个幽默乐观的人，即使条件再艰苦，我与他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笑声。我记得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熄灭，还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他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一路烧了过去，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不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不久，因为父亲经常转移，带着我很不方便，决定送我过黄河。走前，我拿着一个小本子，爬到毛伯伯的膝盖上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黄河了。”毛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啦，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片刻，他挥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这个小本子，现在还完整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

　　父亲是“骆驼”

　　父亲曾有过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骆驼”是说他能够忍辱负重，而后两个称呼，是形容父亲为人厚道、体贴细致，像冬天盖的棉被，舒服、暖和。他和周恩来伯伯曾闹过一个笑话。他们同住一个窑洞，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怕开门声吵醒了周伯伯，便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伯伯因为要咳嗽，怕吵醒了父亲，也急忙跑出了门，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父亲是1950年10月27日去世的。他病危的最后两天，我长跪在他的床前，不能平静。我恨老天的不公，为什么只让我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父亲的死，对跟他一起征战多年的老伙伴打击很大。尤其是周伯伯，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周年，他一个人来到景山后街我们的住所。他抚摸着我们姐妹的头，号啕大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哭过，更别说还是一个总理。

　　五年的牢狱之灾

　　这辈子，我既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可以说，是毛伯伯“光明在前”四个字，鼓励了我。

　　因为父母亲曾在言语上冒犯过江青，在“文革”中，我和丈夫被以“特务”的罪名先后关进了监狱。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当年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

　　后来我才知道，我和丈夫同被关押在山西的一座山上。我在山上，他在山下，但是整整5年，我们之间毫无音信。我几度绝望，甚至准备自杀。但我想到了父亲，我不能让自己“畏罪自杀”的恶名，玷污了父亲清白的一生。

　　每天，我都用“光明在前”鼓励自己，坚定生的信念。1972年，我终获平反，和丈夫一起被释放。两次的牢狱之灾，加上长期的艰苦环境，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遗憾的是，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为祖国做更多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上世纪90年代，是我人生最平静的时光，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我开始钻研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