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是官场腐败。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党中央不断加大查处力度，在全国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浪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斗争发生在70多年前的红都瑞金。当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工农民主政府，曾先后联手反腐肃贪，在中央苏区留下一段佳话。

　　毛泽东提议，何叔衡出任“肃贪部长”

　　毛泽东与何叔衡早年相识，何叔衡的耿直、忠诚和无私无畏的品格，毛泽东曾多次加以赞誉。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1月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们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共产党建立10年了，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有了自己领导管辖的一块地盘。我们如何行使权力？如何建设红色政权？全国工农群众都在看。要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要为人民群众说话办事，坚决与那些消极怠工、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的行为作斗争。

　　在选举中央政府各部部长时，毛泽东推举何叔衡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上任之初，何叔衡为自己准备了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他的布袋子是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子中有几个小袋子叫做“袋中袋”，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他的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手电筒的用途自不必说，是为了夜晚走路方便。这三件宝伴随着他走村串户，与人民群众密切交谈。

　　经过一番调查，何叔衡召集工农检察部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他说，我们都是经过组织挑选的优秀干部，大家要尽心尽责，先搞好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后，他就背上他的三件宝出发了。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省、县、区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进行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他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他予以严厉打击，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威望更加提高了。

　　为了加强检举、监督力度，经何叔衡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到处可见到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控告箱正面上书“控告箱”三个大字，下落款“×××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箱盖上书：“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箱的右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控告箱四面这些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均是何叔衡亲自拟定的。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开始，这些控告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毛泽东批准，何叔衡执法开“杀戒”

　　何叔衡的出色工作，得到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工农检察部，表扬了该部出色的工作，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苏维埃政府机关里仍有一些不顾党和根据地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有的手中有了点权就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毫不心痛，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要求，要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几天后，即1932年2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由何叔衡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一天，何叔衡从石城县调查回到瑞金，刚踏进工农检察部的大门，就遇到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审判员谢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