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决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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