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孔庆东教授的这次自摆乌龙，我又联想起了前两年关于晚年周作人的另一篇传诵很广的文章，作者是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先生，题为《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此文先述历史背景，“１９６６年起，人文社停付了（给周作人的）这笔‘赡养’金，接着‘文革’降临，更无他的活动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这时又患了前列腺癌，贫病交迫，曾上书周恩来总理求援，未得答复”，上文已经说过，这里打上引号的赡养一词并不符合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这里的背景介绍倒是毫厘不差的，步入“文革”后的周作人的确是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何文接着描述周、章“两只老狐狸的这场小小的周旋”，“周作人筹思再三，竟选中了章士钊作为救命稻草，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０日，写信向章士钊求援。这个北洋政府时期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居然也派了秘书王益知到八道湾周宅去慰问，传话允诺资助他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至；求援心切的周作人又大献殷勤，于８月１１日把旧作诗《往昔三十首》手抄成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用意当然是催求援助，可是苦等了１０个月，直到１９６７年贫病去世，愿望仍然落空。”何文所钩稽的史实无误，因为有周作人自己的日记、书信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不过，当日认真拜读何先生的大作，就有奇怪的感觉，觉得文章里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现在因为孔庆东教授的文章，回头又再读何文，终于弄清楚了这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是什么了。何先生是深以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为不然的，“竟选中了章士钊”云云，一个“竟”字所显露的情感是清清楚楚的。陷入经济困境中的晚年周作人，为什么就不能向章士钊这个旧识求援呢？何先生的理由是，“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腆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看来何先生的意思是，周氏兄弟和章士钊过去是有旧嫌的，所以周作人现在即使饿死，也不应该向章士钊乞怜，否则不仅自丧其廉耻，还连带让地下的兄长蒙受了耻辱。何满子先生为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作了历史的长叹，笔者回首这段往事，自然也有一些慨叹的。不过我的慨叹与何先生不同，我并不觉得周作人向章士钊求援是件多么丢脸的事，终究还是故交，毕竟“饿死”非小，何况现在二人又共同“效力于新中国”，并非不能两立的敌人。这件事于周作人本人都不能算丢脸，“贻辱兄长”云云应该就更谈不上了吧？

　　暮年周作人之陷入贫病交迫的窘状，也许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旧案责其有自取之道，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不应忘记斯时国家的特殊状况。覆巢无完卵，国家处在动荡之中，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悲剧是难免的，但如果还要更进一步，说个人的悲剧简直就是活该，幸其灾乐其祸，则何其忍乎！周作人暮年向人哀哀求告的还不止于一个章士钊，在厚厚一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和这位香港后辈通信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吃”字，周旋来周旋去无非企望能从鲍氏那儿得到一些食物而已。说实话，我虽然敬佩知堂的学问文章，但深觉其天性凉薄，情感上总难以和他亲近，然而每读老人暮年乞食之类的文字，仍然禁不住悲从中来，更会由知堂个人的境遇思及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蝼蚁尚且贪生，一个人希望有一口饭吃，希望吃得好一点，不论其人是知堂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论我等旁观者平素对他是喜欢还是憎厌，这一点可怜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