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搜走，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300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着牙不说。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李庆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狱的，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岁月，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

　　老伴病逝后，李庆霖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福建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的人，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关注着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他不时会收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来的全国各地知青们的来信和汇款。

　　李庆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症和喘息型气管炎。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