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末至1966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还解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不过，行政权仍掌握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手中，他们有秩序地开展着“文化大革命”。但从6月1日晚间以后，“文革”局势大变，首先从大专院校开始，群众由响应领导号召、听从指挥的角色，卷入向领导者造反的狂潮。而这一切皆源于一张大字报。

北大七名共产党员的大字报尖锐指责上级领导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另六名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被大字报严厉指责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及北大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批判了“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以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等几个来自领导方面的观点和要求，然后指责说，宋硕等人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

大字报上纲上线，用词激烈：“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螳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大字报最后号召：“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几名共产党员将党内矛盾公开，贴出如此强烈指责上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1957年“反右”期间，全国还没有出现过。因此，大字报一贴出，立即轰动全校。

当晚，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接着，召开校党委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赶到北大，了解情况，开会研究。

午夜，在再次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李雪峰讲话强调：“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不提倡写大字报，要有领导、有步骤，“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

次日，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

毛泽东指示要见报要立即广播

6月1日中午，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他没有给刘少奇，而是给康生打了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又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

毛泽东又在材料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

毛泽东是从哪里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一般说法是康生让曹轶欧向聂元梓要走了大字报底稿（或抄件），然后密报了毛泽东。聂元梓回忆说，江青说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这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说的。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送的就是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北大校园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党中央的表态。原先对大字报持观望态度及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师生，迅速转变态度，支持七人大字报。

强烈反对的一些人高喊：“不要盲从！”“在三个小时内把中央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58次电话，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

对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进行过最后修改和定调的聂元梓，此时刚从母亲住院治疗的协和医院出来，准备返回学校，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聂元梓后来回忆说：

忽然听到街头大喇叭响了，在“嘟嘟”地报过晚上8时以后，一个洪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调更显示出我们的大字报的气势。我不由得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会作出这样惊人的决定。

紧跟着广播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就大不一样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的确振聋发聩。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将党“一分为二”

那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文章还说：“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

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文章将党“一分为二”：假的和真的———有人不是总强调“党的领导”吗，你们就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两个月后，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党的“司令部”也分成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应该“炮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寻找“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像过去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进攻那样，他要设法直接发动群众，由群众向“走资派”、向中央及地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进攻，由“天下大乱再到天下大治”。

如今有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提供了这个契机。毛泽东对七人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实际作用，毛泽东后来也作了评价。他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1967年元旦社论也作了评价：“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

清静幽雅的燕园成了喧闹的大庙会

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

千万封声援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人民日报》4日刊登的工农兵和学生的文章有：《学习你们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我们工人阶级誓做你们的后盾》、《这一炮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等等。

北京各高校纷纷来人到北大学习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不仅是本市的学校、机关、企业的群众，甚至连外地的一些学生和工人，也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人山人海，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达数万甚至更多。北大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参加农村“四清”尚未结束的北大师生，全部奉命急速回校参加“文革”。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听从本单位领导的指挥棒，去批判“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人们开始按照当时中央报刊、电台广播的指向，自发地去“与人奋斗”了。

造反运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体罚和打人现象。许多大学掀起以批斗党组织负责人、校长甚至教师为对象的造反浪潮。同时造反浪潮还波及全国其他城市的高校。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揪斗校党委或党支部成员，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批判“师道尊严”和教师……成千上万个“牛鬼蛇神”纷纷被揪了出来！不几日就使全国许多大、中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陷入瘫痪或基本瘫痪。

不仅大学如此，中学也沸腾了，许多中学生也卷入了造反潮。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事先毫不知情

对事态的发展，各界人士都感到非常震惊。连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大字报的发表，事先毫不知情。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记述：这篇社论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

周恩来是从康生打来的电话中，才得知要广播七人大字报的。而李雪峰、郭影秋等人是在广播前几个小时得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七人大字报以后，北大紧急召开校党委会议。会上，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讲了话。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工作。

6月2日，《人民日报》下半版以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副题《“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全文刊登了七人大字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同时报道，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撤销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在北大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宋硕的一切职务也被撤销。

这些决定更鼓舞了造反者的斗志。

6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

传媒的大力宣传把造反之火越煽越旺

随后几天，《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以及《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社论，使造反之火烧得更旺。

同时，还刊登了大量批判文章和工农兵及学生们的来信。这些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看看文章的题目，就知其内容了：《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谁要反党就坚决打垮他》、《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他》……传媒的大力宣传，把造反之火煽得越来越旺。

5月31日晚，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采取了两项行动：一是夺权。他进驻后立即宣布副总编辑以上干部靠边站。二是刊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等重要文章，事先不交中央一线领导审阅……

《人民日报》从此也一改毛泽东曾经声称“《人民日报》我不看”、备受冷落的局面，成为“文革”舆论导向的主力，在后来的“两报一刊”中，坐上第一把交椅。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面对北京及其他各地突然冒出来的造反烈火，猝不及防。七人大字报广播以后的当晚，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就在一起议论了大字报。但刘少奇对这张大字报的认识，远远没达到毛泽东那样的水平。直到8月18日，他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时，还对伍修权说，自己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