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却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姚文元写罢此稿，连夜抄清，第二天赶到文汇报社，把稿子当面交给了《文汇报》副刊编辑部的负责人。《文汇报》副刊编辑部负责人本不大愿意发表这篇文章，但考虑到姚文元小有名气，又犹豫起来。正犹豫间，《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中隐约提出了反击右派的信息。经过分析，他决定发表姚文元这篇文章。于是，6月10日，《文汇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然而，出乎《文汇报》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们只是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一文，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决定，就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说起，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公开批评《文汇报》，对文化界，特别是对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打击。于是，毛泽东当天即提笔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写道：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又提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导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评论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毛泽东写完后，叫来即将赴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吴冷西，把这篇文稿交给他，要他一到人民日报社就立即发表，还要用新华社电讯稿的形式发表。这样，文稿一发表，全国报纸都会转载。第二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人民日报社主管业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要他

　　立即发表毛泽东交办的文稿。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前几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了。

　　《录以备考》这篇千字小稿，居然成了姚文元的“救命稻草”，使他一下子摆脱了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发表一些言论所带来的阴影。

　　摇身一变为“反右英雄”

　　姚文元看到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后，长出了一口气。那一时期，他几乎很少睡觉，每天上班时，在办公室写反右文章，下班回家后，草草吃过饭，就又伏案疾书，写反右文章。一篇篇反击右派的文章，从姚文元的笔下飞出。

　　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然而，姚文元还不满足于此。

　　在1957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