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 《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