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透了”的地方——琼海市阳江镇（乐四区阳江墟） 记者 袁琛 摄

反映乐四区开展土地革命的油画 记者 周达延 翻拍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记者 袁琛 摄

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 记者 袁琛 摄

    今天的琼海市阳江镇在90年前叫做“乐四区阳江墟”，在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眼中，这是个“红透了”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琼崖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最为活跃的地方——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苏维埃政权以此为中心向全岛铺开，全琼第一次土地革命以此为起点掀起了高潮……但也是这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声音，险些将琼崖革命引入歧途。

    琼崖土地革命具有超前意识和借鉴意义

    1927年9月下旬，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在椰子寨拉开后，各地的革命捷报便频频传来。

    作为琼崖特委驻地，乐四区率先组织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乐四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乐四区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当地党员群众从此齐心投入到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中来。

    “全琼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就是以乐四区为起点掀起的。”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才雄说，当时乐四区的土地革命从一般的暴动、烧田契、斗土豪，发展到了分配土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1928年1月出台了《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

    《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讲了哪些内容？我们择要来看：1.土地权归农会，耕种权归农民；2.所有一切地主及公田（如祖赏等）除酌给其家属耕种外，余者收归农会；3.当未切实调查户口，重新划分土地经界以前，所有自耕农原耕之田地，仍暂由耕者耕管，但须向农会领取耕田证；4.所有贫农未得田耕或耕而不够食者，可切实向农会报告发给；5.所有一切实业，如树胶、槟榔等一律收归区农会，由区农会分配各乡农会收管；6.所有债项一律不还，以后借贷由农会担保……

    陈锦爱认为，乐四区的土地革命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主要就体现在这一办法的出台上。从时间上看，它早于井冈山的《土地法》和兴国的《土地法》，具有超前意识和借鉴意义。

    不仅如此，乐四区还制订了土地分配原则和具体办法。比如，“将全区田产依全区人数分配。每人得二个工田外，余者归各乡苏维埃管耕，以便将来分配退伍士兵及失业工人”“分配田产以乡为单位，如某乡田产不敷分配者，由区政府从田产剩余之乡拨补之”“田产分配不论大小男女均得田耕”“田产分配后，死者将田收回，生者供给”……

    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激励乐四区群众在乐四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击破坏土地革命的土豪劣绅，又烧毁地主契约、账本、刑具等。谢才雄告诉记者，部分乡农会主动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还有一个乡农会提出破除一切私有观念，让各乡农民在该乡农会之下，成为共同生产者、共同消费者。

    从当年4月的《中共琼崖特委给省委的报告》可知，当时的琼崖特委还及时把乐四区土地分配具体办法推广到乐会新石区和万宁第二、第四区，使乐、万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展更加扎实。

    “左”倾错误使琼崖革命斗争面临险境

    土地革命的积极影响不仅作用在苏区农民身上——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举例，同年爆发的中平仔战斗期间，我军除了开展军事行动外，还积极向敌军进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变地主剥削劳苦大众的制度”的宣传，号召敌军内部的贫苦兄弟们掉转枪口，和人民一起保卫革命根据地，“这种策反工作，从思想上瓦解了敌军。敌排长海亭受感召，带领全排战士投奔红军。”

    但是，可以注意到，为了不给革命工作带来更大阻力，乐四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仍给地主及其家属也留了一份。这与广东省委“不得给地主家属分配土地”的要求相悖，这让广东省委对琼崖特委产生了误解。

    1928年2月18日至21日，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四区召开。广东省委派李源、黄雍与会指导。赖永生说，这次大会对暴动、政权、土地分配、职工、士兵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由于受“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影响，李源、黄雍二人不很了解琼崖革命的真实现状，只是传达了广东省委对琼崖革命的批评：“仍有很多缺陷，仍没有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看不出真正（武装）暴动的情形”“旧式的军事投机办法”等等。

    而在会议开始之前，广东省委就曾提出，“琼崖客观的环境既然有充分发展暴动的可能，所以特委应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在短期内完成全岛的暴动，肃清全岛的反动势力”，并且下达指示“务要马上竭全力去发动群众的暴动，完成全岛的革命”，甚至认为此项计划“应该至多在二个月内实现”。

    于是，大会在还未酝酿成熟的情况下便作出了“夺取全琼崖政权”的决议，决定在琼山、文昌及海口、府城附近实行大暴动，使敌人不能全面顾及，以便我军乘机夺取东、西路各县，进而与琼山、文昌革命力量会合，向海口、府城挺进，最终夺取全琼武装政权。

   其实，李源也认识到，琼崖的革命斗争还处于艰难时期。在他写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在琼崖，不仅战争中急需的军用品和药品买不到，就连火柴、煤油、笔、墨、纸张等生活必需品也难以买到。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方面，当时琼东县革命武装中，“枪支只有100条，其中92支长枪、8支短枪，子弹才200多发”。

    显然，要夺取全琼武装政权，琼崖工农红军还未做好准备。

    在险恶的形势中坚信“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在广东省委的再三要求下，琼崖特委只得持续组织攻城暴动，结果便是让各部红军死打硬拼，消耗了许多革命力量。至此，琼崖特委已经深感难以完成夺取全琼的目标，便向广东省委报告了放弃向海口、转而向崖县发展的计划。

    赖永生说，这个符合革命实际的正确决定，却被广东省委认为是“避开敌人的失败主义观念”“更是非常之错误”。即便在琼崖特委重新修改计划，提出“以定安山区为根据地中心，汇合东、中、西三路实现割据东路，进迫府城”的策略之后，仍然被广东省委评价为“未有夺取全岛之布置”，迫使琼崖特委不得不再次发出以进攻城市为目标的暴动动员令，在东、中、西路扩大暴动。

    庆幸的是，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作出了脱离琼崖实际的决定，但对发动农民开展农村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方面所作的决议基本是正确的。李源走后，以王文明为书记的琼崖特委，凭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扩大暴动的过程中，仍然尽可能地发动农民极力反抗联防队，巩固革命根据地，加快苏维埃政权建设，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为群众分配土地。赖永生认为，这些做法，令琼崖革命得以在危险的境地中继续发展。

    同年6月，为了进一步推动琼崖革命工作，广东省委派出了省委委员、巡视员黄学增来琼指导。黄学增到琼崖后便召开会议，首先对琼崖特委组织进行了改组，要求王文明退出琼崖特委并不再担任党内职务，而是担任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负责筹备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