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是在反复争论和质疑中，才慢慢形成、发展、完善的。”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告诉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下旬召开了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八路军要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

    “洛川会议之前，我父亲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和日军阵地战’。毛主席对这封信的观点十分赞同，并责成父亲在会上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与会同志接受这一观点。父亲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形成了洛川会议的决议。”刘蒙说。

    “洛川会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是符合八路军当时实际情况的。当时，八路军总数只有4万多人，如果和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不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很快会被消灭。”岳思平分析。

    谈及抗战初期八路军装备情况，岳思平用了捉襟见肘来形容：“重武器基本没有，轻武器的小部分来自改编初期国民政府配发，大部分则靠缴获。比枪支更缺的是弹药，步兵一人只发3枚子弹。”

    马振海记得，打黄土岭战斗时，“全团只有四门老式迫击炮，全在我们连里。”

    如此劣势装备下挺进敌后，正如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八路军各部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开始了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变。

    “父亲早在红军时期就十分注重游击战的军事理论研究，事实上，现代汉语中‘游击战’这个名称，就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组织编译红军条令条例时，由西语中所谓的‘黑猩猩战’，参考《史记》中对李广‘善游击’的记述，意译而来的。”刘蒙告诉记者。

    “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129师响堂铺伏击战和香城固伏击战、120师齐会歼灭战和陈庄歼灭战……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战略，仅在河北地区，就打了多场漂亮仗。而日军在华北战场多次针对八路军的围攻扫荡，其投入兵力并不少于正面战场的大会战。”岳思平说。

    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抗击和牵制了日军13.5个师团约30万人的兵力，焦头烂额的日寇也终于认识到，他们已经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正如1939年3月日军第110师团师团长桑木供说的那样：“现在共产党的赤化阴谋扩张，与游击战和思想经济各方面巧妙地组织强化情形下，它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基础已相当根深蒂固，因此肃清共匪是非常艰苦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