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在军事上同数十倍于己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同国民党的“分化”、“瓦解”以及内部的动摇变节分子和叛徒作不懈的斗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斗争更加曲折、复杂。

　　探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反“瓦解”、反叛徒斗争，不仅对于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党我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革命理想信念教育，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在对各游击区的“清剿”中，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在实行残酷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实行阴险的“分化”、“瓦解”政策。他们用重金悬赏通缉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还颁发了《共产党人自首法》、《自新自首条例》、《招抚赤匪投诚办法》等，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并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和“自新事务所”等，千方百计诱迫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组织中的动摇分子，企图达到他们用枪弹难以达到的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组织的目的。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和险恶的白色恐怖面前，各游击区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以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有的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壮烈牺牲；有的在刑场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但也有一些混到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经不起失败、艰苦和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在国民党的“分化”、“瓦解”诱降下，成为可耻的叛徒。如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等都是相继出卖革命的叛徒。

　　这些叛徒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们了解掌握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内部情况及其活动方式，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他们不仅为国民党“清剿”红军游击队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引导、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后，他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闽北红军游击队，使闽北分区直属单位和部队遭到了重大损失，隐蔽在山上的伤病员也被其活活烧死。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于1935年5月叛变后，立即引导国民党军队“清剿”湘南红军游击队。10月，他又率国民党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到赣粤边游击区北山，以召集游击队员开会为名，强制红军游击队员缴械投降，红军游击队员们奋起反抗，除八九人突出重围外，其余3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壮烈牺牲。随后龚楚又诱骗赣粤边特委侦察班长带路，以汇报工作为名寻找项英、陈毅。侦察班长及时识破龚楚阴谋，在到达项英、陈毅驻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才得以脱险，使龚楚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些叛徒为了邀功，不遗余力地出卖、杀害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中共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都是由于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再如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等都是被叛徒直接杀害的。项英、陈毅1937年5月被叛徒陈宏出卖，由于机智脱身才幸免于难。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和叛徒的破坏，给本已处于强敌军事“清剿”之下的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困难和损失。

　　（二）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分化”、“瓦解”政策，打击叛徒，坚定游击区军民的革命信念，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各游击区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以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反“瓦解”、反叛徒的斗争。

　　1.进行革命气节、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从政治上坚定每个同志对于革命的信心和斗争决心。在赣粤边游击区，北山事件发生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即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内部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项英提出，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革命前途渺茫”的悲观消极主义，指出虽然目前受到了损失，但革命仍然继续发展，绝不会消灭，因为革命是中国客观条件所造成，他号召大家坚信中国革命最后一定要胜利。陈毅提出，游击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的革命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① 湘赣边游击区党组织在敌人的“瓦解”和叛徒破坏的严重形势面前，响亮地提出了“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我们”的口号。②中共闽北分区委在反叛徒斗争中进行了“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教育。闽西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叛变后，曾一度在闽西红军游击队和群众中引起恐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教育部队“我们是阶级的队伍，人民的战士，苏维埃养大了我们，我们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点血”，③并发表告群众书，教育群众不要灰心，清除叛徒不是革命的损失，而且正是革命的胜利，将使共产党和革命内部更加坚强起来，革命将更伟大的向前发展。

　　各游击区通过开展革命气节、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2.捕杀叛徒，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中央政府办事处就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命令指出：“这些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号召“应以坚决的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④为了击杀叛徒，一些游击区专门挑选了枪法比较好的射手组成“反叛打狗”队，先后处决了一批叛徒。

　　为了揭露和批判那些无耻的叛徒，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击杀叛徒的同时，在内部积极开展反叛徒斗争教育。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后，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立即指示中央军区宣传部长李翔梧，写了《给叛徒们以无情打击》的社论，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揭露叛徒们的丑恶嘴脸。19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发表了《为驳斥叛徒江利发等的信告永定群众书》，向广大群众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及时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陈洪时背叛革命的罪行，在红军游击队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教育。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后，中共闽北分区委利用战斗间隙，于1935年3月在三港自上而下地开展对叛徒李德胜的批判，教育部队树立以革命为荣、以叛逃为耻的革命观念。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亲自写了《骂叛徒李德胜歌》，在部队中反复教唱。

　　为了更好地开展反叛徒斗争，从理论上提高对反叛徒斗争的认识，1936年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亲自编写了《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大纲深刻地分析了叛徒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末路，指出叛徒主要来源于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对于革命的不坚定分子，当革命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不坚定分子就由不坚定而动摇，“结果就公开叛变革命”。这些叛徒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都是我们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积极帮助反革命来摧残革命，所以工农群众最恨叛徒，也就是坚决的要杀叛徒”。叛徒的最后下场“不是被反革命杀了，就是逃不了革命的制裁和群众的制裁”。关于如何开展反叛徒斗争，项英指出：开展反叛徒斗争，必须将叛徒的罪恶向广大工农群众公布，使一切工农群众来反对叛徒，组织各种游击小组捕杀叛徒;必须在党内、游击队内，群众组织内随时洗刷混入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巩固革命组织；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对于革命动摇的斗争，开展党内与群众团体中的思想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警觉性；必须发扬为革命坚决斗争与牺牲的精神。项英在大纲中号召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学习为革命牺牲的许多共产党员、红色战士和工农群众，而且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坚决向前，为革命战斗到底”。⑤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通过学习《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增强了对叛徒是革命最凶恶的敌人的认识，提高了开展反叛徒斗争的自觉性。

　　3.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严酷的反“清剿”斗争中，许多游击区的领导者认识到，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反“瓦解”、反叛徒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稳定和巩固革命队伍，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注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1）对于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人，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2）对于那些错误缺点较多，思想一度动摇的人，则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代之以交心、谈心的说服方式，防止矛盾激化；（3）根据革命自愿的原则，对于在艰苦环境下要求离队的，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帮助，留不住就允许他走，发路费，送出境，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以礼相待，好来好去”；（4）对于有一般变节行为的人，通过亲属好友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各游击区通过各种具体实际的思想教育工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思想日益稳定，组织更加纯洁和巩固，减少了变节行为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4.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少数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叛变后，虽然给当地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但真正的革命者并没有气馁，他们高举起革命的旗帜，聚集起革命的力量，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叛变后，在湘赣革命面临危机的时刻，湘赣省委副书记、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在莲花县棋盘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并成立湘赣军政委员会及游击司令部，使湘赣边游击战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闽中游击区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原莆田中心县委书记王于洁立即赶回莆田，惩治叛徒，保护革命力量，整顿和重建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红军游击队，使莆田地区的游击战争得以坚持下来，并使革命力量日益扩大和发展。一些游击区主要领导人由于叛徒出卖而牺牲后，其他领导人立即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军民继续战斗。1935年春，中共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藩等领导人由于叛徒出卖惨遭杀害，闽东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失和破坏。在此严重形势下，闽东特委委员、独立师政委叶飞与其他特委委员召开了闽东党组织干部会议，重建闽东特委，并调整了有关政策，确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恢复和加强对闽东游击战争的领导力量。各游击区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重建，加强了领导力量，增强了游击区军民革命斗争的信心，使国民党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企图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