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0年开始做新闻工作的，1989年9月离休。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记忆犹新。几次死里逃生，是往事的一页。也是那个年代一个老记者的侧影。

　　第一次死里逃生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闽、浙、赣等地大肆非法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我在由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工作。1月25日傍晚，几个国民党特务闯进我们办事处，不由分说，把办事处主任计惜英和我（当时我任办事处干事）抓了起来，套上手铐，连夜押送江西上饶。最初被关入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监狱。囚禁两个多月后，即被押送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

　　1942年5月间，沉寂多年的东南战场战火又起，日本侵略军发起新的攻势，沿浙赣路大举西犯，国民党军几乎不战而溃，金华、衢县、江山等地相继陷落，战火迅速逼近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饶。在这里已偏安多年的第三战区大小机关乱成了一团，纷纷往福建方向逃难。设立在上饶郊区周田村的上饶集中营，当然也不能再呆下去。6月5日，集中营各“囚徒队”在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动身往福建方向撤退。

　　我当时被关在集中营第三队。这个队被称为“顽固队”，即都是“不服管教”的“顽固分子”，队长曾恭生是集中营里最凶残的一个家伙。曾恭生为了防范我们在途中逃跑，把三队变成一个运输队，挑运长官们沉重的行李物件。我和冯立平两人合抬一大筐厨房用品，分量着实不轻。冯立平是个被俘新四军干部，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担子的重量往他一边移，几天下来，他的双肩红肿，我少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好同志后来在集中营被杀害）。

　　我们这支“囚徒队伍”既挑运着沉重的东西，两旁又有荷枪实弹的大批宪兵严密监视，就这样沿着闽赣公路在烈日炎炎下连续走了4天。6月10日到达赣东北最偏远的铅山县石塘镇。这个小镇已被严密封锁，住户全被赶走，全镇一片死寂。三队被关进一座已关闭的小工厂2层楼上，周围布满了宪兵岗哨。

　　兴许是集中营头子想观察一下战局的变化，各“囚徒队”在镇上停留了3天。北边的隆隆炮声由远而近，上饶已告陷落，日本人还在向南进攻，看来形势不妙，铅山不是安全处所。6月14日，特务队长宣布：15日集中营队伍继续向闽北撤退。

　　我们连日的长途奔波，汗流浃背，个个浑身已脏得不像样。特务队长发了善心，决定把我们拉到石塘镇外的一条小河边洗澡，河边由宪兵监视，队长规定10分钟必须洗完，不得延误。我历来动作缓慢，外加丢三拉四，听到集合哨子已吹响，赶紧往回跑，走到中途，才发现绑腿带忘在河边了，又返回河边去找，等我回到队列，队伍早已集合完毕。曾恭生大吼一声：“为什么不遵守时间？”

　　“我把绑腿带忘在河边了。”我说。

　　曾恭生走到我跟前，发现我没有以立正姿势回答问题，这是对长官的大不敬。

　　“给我站好！”又是一声吼叫。

　　我依然两腿叉开。矮壮的特务队长给我当胸一拳。我踉跄了几步，站住了，两腿依然叉开。

　　曾恭生暴怒了，又是拳打，又是脚踢，把我踢倒在地。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依然两腿叉开站在那里，只感到浑身的血往上涌。我从哪里来的这股倔劲？也许是眼前难友们一双双对我满怀同情与鼓励的眼睛给了我力量！

　　河边上，整个队伍一片死寂，这是使特务队长感到恐惧的沉默。眼看天色已近黄昏，气咻咻的曾恭生狠狠地朝我瞪了一眼，急忙把队伍带回住地。

　　回到囚禁我们的那个小楼，我心想，杀人魔王曾恭生是绝不会放过我的，放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越狱！环顾四周，特务把守得严严实实，楼下是宪兵站岗，楼上只有一个窗口，由一个叛徒班长死守着，寸步不离。

　　天黑了。疲困不堪的难友们密密麻麻地躺在楼板上，大都入睡。我死死地盯住那个窗口。叛徒班长在窗口点上一盏小油灯，一边抽着烟，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只要天一明，就一切都完了。我几乎绝望了。不料此时那叛徒班长突然起身朝楼下走去，或许是上厕所吧。我立即一跃而起，走到窗口吹灭小油灯，把事先准备好的绑腿带绑在窗边的柱子上，随即抓住带子，爬出窗口，跌到楼下草地上。就在此时，又一个黑影跃出窗口，向石塘镇圩子口飞奔而去。原来有人和我一样选择了越狱之路。

　　我们的逃跑立即被发觉，曾恭生带着几个宪兵特务，手持盒子枪，疯狂地冲出大门，大嚷着：“别让跑了，快追快追！”他们估计我一定已逃出圩子口，便一齐朝圩门口追去。我趁机翻进一户小院，此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神力，接连翻过几堵土墙，很快来到圩墙边。我不顾一切，从墙上跳了下去，“啪哒”，我的腿肚子整个陷进稀泥里，谢天谢地，原来圩子外全是水稻田。

　　我拔出双脚，就沿着山径拼命跑，跑了很久，感到脚上一阵阵剧痛，一看原来自己一直光着脚板，脚上的草鞋已留在稻田的稀泥里。我忍住疼，继续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往山上奔。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周围一片漆黑，我停下脚步，听听后边没有了追赶声，我估计曾恭生为了防止楼上的“囚犯”再出意外，未必会在黑夜里穷追不舍，何况再过几小时，集中营的“囚徒队伍”即将出发向闽北转移。

　　我在路边坐下歇息。天色已开始微明。我发现远处路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我走过去一看，啊，原来是三队的好朋友庞斗华，他是新四军的一个被俘干部，昨晚上跃出窗口的黑影就是他！我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禁哭了起来。我们终于跳出了死亡之窟！

　　就在我逃出集中营的第四天，即6月18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在福建赤石镇郊外集体屠杀被囚的青年男女76人。

　　第二次死里逃生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我随着新华社华中分社的队伍，和新四军部队一起，进入新解放的苏北淮阴市。不久，经党中央批准，以范长江为首，恽逸群、包之静、楼适夷等人参与，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我是《新华日报》兼新华社华中分社记者。

　　1946年新年是在欢乐中度过的。国共两党继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又签订了“停战协定”。淮阴全市欢欣若狂。渴望多年的和平真的来临了吗？没有，“停战令”发布没几天，长江边上就不断传来不祥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紧急调集大军，四十九师、九十九师、一○○师、二十五师等七个整编师，共7万余人，陆续开抵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靖江、南通等地，长江两岸战云密布，看来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已经难于避免。

　　和平的幻想破灭了。全解放区人民都密切关注国共两党对峙的苏中前线。苏中解放区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内战之火很可能首先在这里燃起。

　　一天，范长江召开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号召去苏中前线作战地记者。我和其它几个同志表示愿意去前线。我荣幸地得到批准。